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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樣出名，才不會記得你呢！”
等朱阿姨醒來，頭一句話我要跟她講的，就是：“千萬別回戲臺了。”
媽決定不跟我囉唆，上來扯起我就走。她那冷冷的、軟和的雪花膏氣味讓我感到好親、好親。我回頭看一眼朱阿姨，她還在髒棉被下很慘很慘地躺著。我突然雙手抱緊我媽的手，全世界只有這隻帶雪花膏氣味的手是乾淨的。被這隻手拉著是安全的、幸運的。
我牽著媽的手回到了家。爸成了個老農民，直眉愣眼地把下巴頦放在桌沿上，喝稀飯。他和媽問我什麼我都不響。看守了朱阿姨五天五夜，我已變成個更不響的人了。我一口一口往嘴裡吸滾燙的稀飯，剛出芽的門牙給稀飯燙得發痛。
我只想去跟一個人講話。韋志遠。他不在那個板凳上坐著了，不知去了哪裡。一個磨剪子鏹菜刀的河南人東唱一聲西唱一聲地走進大門。
大年夜一過我就回到醫院。朱阿姨的床空了，氧氣瓶還斜躺在那裡。曾經在她身體裡有進有出的一堆管子亂七八糟地扔在床上，輸液架上吊著的大小瓶子中都剩些藥水，一個氣泡也不冒了，成了死水。
我撞開護士值班室的門。這回是個年輕護士，也在打毛線，兩根眉毛向額頭上挑著，揪著眼皮，不然眼皮無論如何是要合到一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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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她朱阿姨去了哪裡。
她眼一大，又小回去。手上針腳一點不錯地告訴我： 除夕醫院人手少，病員也都准許回家過年了，不曉得誰乘機跑來，把朱依錦的氧氣管拔了，把所有的管子、針頭全拔了。
“那朱阿姨呢？”我腦子轟隆隆響，自己講話自己也聽不清。
“死了唄。”
我瞪著眼看著護士。
“那還不死？”護士伸個懶腰。
“誰拔的？”我半天才問。
“我怎麼會曉得？唉，你把門關上！這點暖氣還不夠你往外放！……看著我做什麼？告訴你她死了嘛！”
朱阿姨死了。我沿著空蕩蕩的走廊往樓梯走。一個人也沒有，一個觀眾也沒有了。真的是散了戲。我覺得我很瞌睡。
清早我去找韋志遠。那個板凳還是空著。我踩著死竹葉穿過死竹林，去敲他那豬圈宿舍的門。韋志遠把門從裡面拴住，敲得我手指骨頭都快碎了，門才開條縫。門縫裡是韋志遠和平鴿一樣的臉，鬥雞眼不看我，看我的背後。
我跟他說有人把朱阿姨害死了。他說他知道了。他不像一清早剛爬起床的人帶一股臭烘烘的暖氣。他冰冷的清醒。
我說外面好冷，我要進去。他說你不能進去。我說我一定要進去，他說你走開。我說我非進去不可，他說你給我滾蛋。
門關上了。我突然感覺韋志遠的屋裡不只他一人。我跑到後面窗戶，窗戶糊了報紙。一看，報紙是昨天的！拾廢紙的小老頭把廢紙梱子堆在牆邊，我把它們摞起來，爬上去。我現在是站在窗臺上了。伸手可以構到瓦縫裡吊著的一束灰塵結的黑絮。
窗子頂上有一條縫是報紙沒能遮住的。我踮起腳把眼睛構到那條縫上。屋頂四周堆滿了書，全是赤膊書，沒有封皮。韋志遠蹲在屋中央，把一本書一頁一頁撕下，填進小火爐裡。我眼睛向屋的各個角落搜尋，屋裡的確只有他一個人。我還感覺什麼地方肯定有另一個人。
這時我看到了他的床。床也是冰冷的清醒，床中央有塊皺巴巴的綠色。我認出來了： 那是朱阿姨的手帕。朱阿姨一身給剝得淨光，只有頭髮上繫著這塊手絹，一直系著，一定是她在吞安眠藥前能想到的唯一的打扮。
韋志遠始終沒抬頭來發現我。他就那樣安安靜靜，一頁頁地把書塞進爐子。
我跳下廢紙的垛子，沿著黃白黃白的死去的竹林往回走。死竹葉在我腳下響得好急。快出竹林子，我回頭，看見韋志遠屋頂的鐵皮煙囪裡飛出灰白的紙灰，有些片兒大，有些片兒小，在灰白的天空裡不斷翻身。
年過後，韋志遠辭職回鄉下去了。我有時會坐到他那個板凳上，學他的樣光看人的腳。我成了個更不響的人。
梨花疫
最初餘老頭是乘“伏而加”轎車進這扇大門的。那時大家還叫他餘司令。但我見到的餘老頭，就是個常坐在大門口醒酒，指揮糞車上下坡，跟出入的孃姨瞎搭訕的醉漢。他犯了很多錯誤，全是風流錯誤。幾年後他就“留職察看”了，就是說，他再犯一個錯誤，“作家協會”這個飯碗，他就徹底砸了。因此他對人說：“你看我倒黴不倒黴？就剩一個錯誤可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