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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嚴歌苓
我做過這樣的夢： 我和童年的自己並存，我在畫面外觀察畫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觀察她的一舉一動，她的一顰一笑；她或者聰慧，或者愚蠢可笑。當童年的我開始犯錯誤時，我在畫面外乾著急，想提醒她，糾正她，作為一個過來人，告訴她那樣會招致傷害，而我卻無法和她溝通，干涉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
在這個小說集裡，我和書中主人公穗子的關係，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夢中的關係。看著故事中的穗子執迷不悟地去戀愛，現實裡的我明知她的下場不妙，但愛莫能助。看著童年的穗子拋棄老外公，和“拖鞋大隊”的女孩們一塊兒背叛耿荻，傷害小顧，面對人心向惡的社會和時代，她和她年幼的夥伴們以惡報惡，以惡報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觀。
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當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並不都是穗子的經歷，而是她對那個時代的印象，包括道聽途說的故事給她形成的印象。比如《梨花疫》中的男女角，都真實存在過，但他們的浪漫故事，卻是在保姆們、主婦們的閒言碎語中完整起來的。我寫這兩個人物時，只有對男主角的形象和性格的清晰印象，對他傳奇背景的記憶。根據他的性格和背景，我找出這個愛情故事的邏輯，把當年人們猥褻娛樂式的閒話，拼接成穗子的版本。
史學家都不能對歷史有絕對發言權；他們呈現給我們的歷史，其實是他們版本的歷史。范文瀾的《中國通史》和柏楊的《中國人史綱》所記述的中國歷史，感覺就不同了。再看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你對同樣的歷史又重新認識了一回。史學家尚且如此，更何況文學家。對於《史記》，從我個人立場，我更取它的文學價值。
我喜歡讀人物傳記，有些自傳性的作品對我影響頗大，像《榮格傳》、《弗洛伊德傳》、伊薩貝爾·阿寅德的《波拉》，等等。他們的個人成長經歷，每一步都折射出國家、民族、科學的行進軌跡。正是他們的個人命運把我和他們國家的命運聯絡起來，使我對那些遙遠的國度有了切膚的感覺。所以，個人的歷史從來都不純粹是個人的，而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從來都屬於個人。
應該說這小說是最接近我個人經歷的小說。但我拒絕對它的史實性、真實性負責。小說家只需對他（她）作品的文學價值負責。正如世界萬般景色，給攝影家一半機會，給畫家另一半機會。攝影家無奈之處，是畫家得意之時，反過來也一樣。從林布蘭走向馬奈，莫奈，凡·高，是必然，人越來越把自己眼裡的，印象中的，心靈深處的世界和歷史當真了。我只想說，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難免攙有比重不同的虛構，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觀我毫不在乎，我忠實於印象。
老人魚
穗子在成年之後對自己曾捱過的那兩腳記得很清。踢她的那隻腳穿棕色高跟鞋，肉色絲襪。
穗子果真在母親盛破爛的柳條筐裡見到了這些物證。從此穗子就相信自己在半週歲時就有記憶了。她當時被擱在一個藤條搖籃裡，外婆叫它“搖窩”。她半週歲時比別的嬰兒稍微小一點，也不如人家硬扎。這是外婆堅持把她緊緊捆在襁褓中的原因。穗子那天是個討厭的
嬰兒，怎麼也不吃哄，張開嘴直著嗓門哭喊，母親一眼看得見她兩塊嫩紅的扁桃腺。母親哄不好穗子就不能脫身，她哄得自己也哭起來了。就在這個時候，二十二歲的母親委屈地“咚”的一腳向搖窩踢去，搖窩成了個不倒翁，幾次搖得要傾翻。踢痛了腳的母親簡直委屈沖天，外婆拉也拉不住，但腳頭氣力畢竟被消耗了不少，因此母親掄出去的第二隻腳只把搖窩踢遠了，“砰”地撞在牆根。束手待斃的穗子渾身捆在襁褓內，自然感到一種毀滅性危險。她一下子收住哭聲，開始她人生第一次的見風使舵。以後的日子，穗子就有了幾分寒心，自己的母親怎麼做出了這樣失體統的舉動？給她的老輩和小輩都落下了話柄。穗子長大以後對母親表面總是帶點巴結，內心卻充滿憐憫。憐憫可不是什麼好的感情，被憐憫的人必須接受憐憫中略帶嫌棄的敷衍。
外婆為此跟自己女兒不共戴天。她覺得穗子母親太低能太失敗了。她踢穗子的那兩腳就是對自己不配為人母的徹底招供。外婆只要活一天，穗子就該得到一天的安全。穗子媽和穗子爸一旦暗示要接穗子走，外婆就說：“不要臉，小穗子這是第二條命。”
穗子的外公也說：“穗子不會跟他們的，穗子多識數啊。”
外公是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