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燕-我是一朵飄零的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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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驚喜地說：“楊海燕，我記起來了。聽說你考上大學沒去上，我還為你惋惜了好一陣子呢。沒去上大學，後來你做什麼去了？”

我不好意思地說：“我去東莞打工了。”

這時，辦公室又進來一個老師，這位老師貌不驚人，卻長著一個大大的紅鼻子。“紅鼻子”老師坐在了時老師對面的辦公桌前，似笑非笑道：“聽說在那邊打工的女孩子，都叫打工妹，是嗎？”

時老師也恍然大悟：“真沒想到你也成一個打工妹了，可惜啦。那麼好的一所學校，當時你家摔鍋賣鐵也要應該讓你上的呢。”

“打工妹”這三個字從他們嘴裡輕輕吐出來，充滿了不屑與蔑視的意味。我心裡鬱悶得要死，很想質問他們：“打工妹怎麼啦？”但想到有求於我，我還是勉強笑笑：“如果摔鍋賣鐵也湊不齊，並且就算湊齊了，弟弟就得輟學，媽媽就會要飯，我怎麼忍心去上學？”

時老師還是問：“不是有貸款嗎？”

我苦澀地說：“貧困生要想申請國家助學貸款，僅印章就要蓋７０多個，再說我也不一定夠那個資格，我有一個從小到大的朋友，讀了四年大學，申請了四年，卻連一次都沒貸上；一般貸款呢，必須有比你所需要的貸款價值更高的存摺或物品做抵押。我要是有比貸款價值更高的存摺或物品，我又何必去貸款呢。退一步講，就算這些條件成立，我還要養家餬口呢。”

時老師終於沉默了，嘆了一口氣，忽然微笑著說：“你猜猜看，前幾天我見到誰了？”

我奇怪地問：“你見到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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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意更濃了：“我見到戚威了，他回來看他奶奶。你知道嗎，他和你一年考上的，是北大，現在畢業了，正在為繼續讀研究生還是出國發愁呢。”

我“哦”了一聲，自愧不如。在我看來，無論是讀研究生還是出國，都是一般人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真想不到還有人為此發愁呢。

戚威是我高中三年的同學，也是文革時下放的北京女知青的兒子，北京女知青後來嫁給當地一位稍有頭臉的鄉幹部，那位鄉幹部官運亨通，直到升任為副縣長，戚威也隨父母進了縣城，是在縣一中讀的初中。

當年我們鎮有幾百名學生參加中考，也只有十幾個同學考上了縣一中。進了縣一中知道，我們農村學生的中考分數線，竟然比那些擁有縣城戶口的同學高了整整一百零一分。

高中三年，戚威表現平平，成績也一直在中游徘徊，當時所有的老師和同學都認為，他最多隻能上個普通大專，也許連大專都考不上。可是在高考前夕，他家不知透過什麼關係把他的戶口遷進了北京。讓我萬萬想不到的是，一直表現平平、成績中下游的戚威，竟然考上了北大！而我們班每次和他排名不相上班的同學，卻只考上了普通大專！

時老師笑道：“你沒想到吧，所有人都想不到，按他的成績，我們學校的高中畢業生，最起碼有一半可以夠得上北大的。可因為戶口是四川的，連本科都上不了。”

那位“紅鼻子”老師無奈地攤攤手：“這有什麼辦法，人家北京享受很多優待政策，成績非常不怎麼樣的就可以順利進入北大、清華等等名校。我們四川還算好的，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河北、河南、湖北等等那些高考大省的學生要想考上北大、清華，和北京相比，分數線有時要懸殊一、兩百分呢。而且相對來說，北京地區的高考題目要簡單得多。”

我真替自己，也替所有不能享受這種優惠政策的同學難過。在我看來，教育應該是一律平等的，我不反對西藏等貧窮偏遠的地區享受高考優惠，因為那裡的生活水平實在艱苦，教育程度也普遍偏低，可是北京為什麼要享受這項優惠呢？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樣的高考，不一樣的分數線。按此推理，每年不知有多少本該考上大學卻被高高在上的分數線拒之門外的落榜生，有的只好在家做農民，有的含恨外出打工，有的因此自殺。無論他們選擇怎樣的方式生活，結局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幾乎都被排斥在主流媒體之外。很多人並不知道，如果有北京戶口，他們的命運，便會得到根本性的轉變啊。

更為痛苦的是，就算僥倖考上了，高昂的學雜費也讓很多家庭和莘莘學子望而生畏。就比如我，倘若有完整的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障體系，我又何至於放棄那麼好的上大學機會，不得不外出打工呢？

戚威和我是同齡人，他成績一直中游，但他渡過了四年快樂而美好的大學生活，現在在為繼續讀研究生還是出國發愁。可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