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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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顧斌雖然不是很高,但看上去非常健康結實。他們能來看我,我媽比我還高興,笑得合不攏嘴,殷勤地端茶送水。
常言道,人是衣服馬是鞍。宋小帥和顧斌雖然算不上英氣逼人,但他們五官端正,身材中等偏上,絕不比我在廣州、深圳、東莞及電影電視中見過的那引起所謂城市男人、官員老闆、白領精英等等長得差,但現在,他們穿著皺巴巴的舊衣服、佈滿灰塵的皮鞋,再配上風吹日曬變得紅黑的臉龐和沒有頭型的頭髮,活脫脫一副標準的中國農民形象。這種形象,和我們的父輩們,沒有任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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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替他們、也替自己惋惜。論智商和勤奮,我們不比當今的所謂社會精英差,甚至於,倘若我們出生在升學率高、高考分數低、高校多的大城市或富有的家庭,我們同樣可以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但現在,因為是農村戶口,因為貧窮,我們只能無可選擇地做農民。即便我們進城打工,我們也只能統統被稱作“農民工”這個帶有明顯侮辱性質的稱謂!每每聽到“農民工”三個字,我總有一種想殺人的衝動!
因為無可選擇的出身,在來到人世間的那一刻起,我們便註定跟別人不在一個起跑線上。不是我們不夠努力,不是我們不夠優秀,實在是,社會給予我們的機會是太少太少了。
我不知道,在現在很多人都爭先恐後外出打工的農村,象宋小帥和顧斌這樣堅守土地的年輕農民還有多少?但顧斌卻並不這樣認為。
他說:“出去打工有什麼好?我們村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老人、婦女和孩子,全家人一年也見不到一次面。有時過年過節回來,每次都衣著光鮮,但看上去起碼比我老五歲。前幾年我一個堂哥在廣東打工,得了職業病,在那邊沒錢治,只好回家了。瘦得皮包骨頭,鼻子整天流血,頭髮大把大把地掉。就是因為他我爸媽才堅決不讓我出去打工的。”
我同情地說:“真可憐,不過好象可以和廠裡打官司的。”
顧斌口不擇言道:“打個屁官司,堂哥那個廠做了五年,進廠卻連合同都沒簽,廠里根本就不跟工人籤合同!拿不出合同,就不能證明他是是那個廠的員工!他這邊躺在醫院,那邊廠裡就叫人把他行李送到醫院了,最後還是幾個老鄉看不過去,湊錢把他送回家的。最慘的是,堂哥還沒結婚,現在連走路都要扶著牆,一點活都不能幹,簡直是廢人一個。”
宋小帥也附合道:“就是就是,前段時間我們村也有一個女孩,連加了兩個通宵,整個人都迷糊了。剛走出廠門就一頭鑽進車輪子底下,被軋得沒有一點人形。家裡人要和廠裡打官司,廠裡說了,她是下班時間出的事,再說出事地點也不在廠裡,只是象徵性給了幾千元安葬費。”
顧斌憤恨地說:“到外面打工,沒有一點安全保障。聽那些在外面做建築工、煤礦工的人回來說,吃的都是專門的‘民工米’,做成的米飯發黃發硬,有一股黴味,吃那種米飯是不能嚼的,要直接吞下去,否則一嚼就嚼出砂子,磣牙,根本吃不下去,吃不下去就不能幹活。菜吧,不是白菜羅卜,就是羅卜白菜,這些菜還都是下午到菜市場撿的,菜裡一滴油都看不到。我表弟以前從來不吃肥肉,去年才出去做建築工,春節回來,連吃了兩大碗肥肉片子,把我小舅母都心疼死了,那生活真是豬狗不如。所以啊,我是不會出去打工的,於其到外面被人看低,不如在家裡做我的農民!”
我反駁道:“話也不能這樣說,打工仔打工妹中也有成功的。我以前在一家電子廠,就有一個課長,文化很低,從普通員工做起,後來做到課長的,一個月可以拿到三千多元呢。你們在家販賣死雞死鴨,能做到課長嗎?一個月能拿到三千多塊錢嗎?”
宋小帥冷笑道:“那我問你,他從普通員工到課長經過多長時間?真正打工的人中,象他那樣成功的人能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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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想說:“如果不走捷徑,普通員工要想升做課長,最少要經過七、八年,而且幸運兒是鳳毛麟角的。如果都去做管理者了,誰去做一線工人?象我以前所在的服裝廠,有近萬人,但真正從一線工人坐到辦公室的少之又少。這部分人大多數是在服裝行業滾打摸爬了好多年,即便這樣,如果沒有關係僅靠自身的努力,也是很難出人投地的。”
宋小帥毫不客氣地打斷我的話:“雖然我沒讀過大學,但我也知道機率,當機率小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不要總拿極少數的成功案例來說事,這些成功案例,和龐大的底層‘農民工’相比起來,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