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燕-我是一朵飄零的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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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顧斌雖然不是很高，但看上去非常健康結實。他們能來看我，我媽比我還高興，笑得合不攏嘴，殷勤地端茶送水。

常言道，人是衣服馬是鞍。宋小帥和顧斌雖然算不上英氣逼人，但他們五官端正，身材中等偏上，絕不比我在廣州、深圳、東莞及電影電視中見過的那引起所謂城市男人、官員老闆、白領精英等等長得差，但現在，他們穿著皺巴巴的舊衣服、佈滿灰塵的皮鞋，再配上風吹日曬變得紅黑的臉龐和沒有頭型的頭髮，活脫脫一副標準的中國農民形象。這種形象，和我們的父輩們，沒有任何區別。

３１９。

我真替他們、也替自己惋惜。論智商和勤奮，我們不比當今的所謂社會精英差，甚至於，倘若我們出生在升學率高、高考分數低、高校多的大城市或富有的家庭，我們同樣可以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但現在，因為是農村戶口，因為貧窮，我們只能無可選擇地做農民。即便我們進城打工，我們也只能統統被稱作“農民工”這個帶有明顯侮辱性質的稱謂！每每聽到“農民工”三個字，我總有一種想殺人的衝動！

因為無可選擇的出身，在來到人世間的那一刻起，我們便註定跟別人不在一個起跑線上。不是我們不夠努力，不是我們不夠優秀，實在是，社會給予我們的機會是太少太少了。

我不知道，在現在很多人都爭先恐後外出打工的農村，象宋小帥和顧斌這樣堅守土地的年輕農民還有多少？但顧斌卻並不這樣認為。

他說：“出去打工有什麼好？我們村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老人、婦女和孩子，全家人一年也見不到一次面。有時過年過節回來，每次都衣著光鮮，但看上去起碼比我老五歲。前幾年我一個堂哥在廣東打工，得了職業病，在那邊沒錢治，只好回家了。瘦得皮包骨頭，鼻子整天流血，頭髮大把大把地掉。就是因為他我爸媽才堅決不讓我出去打工的。”

我同情地說：“真可憐，不過好象可以和廠裡打官司的。”

顧斌口不擇言道：“打個屁官司，堂哥那個廠做了五年，進廠卻連合同都沒簽，廠里根本就不跟工人籤合同！拿不出合同，就不能證明他是是那個廠的員工！他這邊躺在醫院，那邊廠裡就叫人把他行李送到醫院了，最後還是幾個老鄉看不過去，湊錢把他送回家的。最慘的是，堂哥還沒結婚，現在連走路都要扶著牆，一點活都不能幹，簡直是廢人一個。”

宋小帥也附合道：“就是就是，前段時間我們村也有一個女孩，連加了兩個通宵，整個人都迷糊了。剛走出廠門就一頭鑽進車輪子底下，被軋得沒有一點人形。家裡人要和廠裡打官司，廠裡說了，她是下班時間出的事，再說出事地點也不在廠裡，只是象徵性給了幾千元安葬費。”

顧斌憤恨地說：“到外面打工，沒有一點安全保障。聽那些在外面做建築工、煤礦工的人回來說，吃的都是專門的‘民工米’，做成的米飯發黃發硬，有一股黴味，吃那種米飯是不能嚼的，要直接吞下去，否則一嚼就嚼出砂子，磣牙，根本吃不下去，吃不下去就不能幹活。菜吧，不是白菜羅卜，就是羅卜白菜，這些菜還都是下午到菜市場撿的，菜裡一滴油都看不到。我表弟以前從來不吃肥肉，去年才出去做建築工，春節回來，連吃了兩大碗肥肉片子，把我小舅母都心疼死了，那生活真是豬狗不如。所以啊，我是不會出去打工的，於其到外面被人看低，不如在家裡做我的農民！”

我反駁道：“話也不能這樣說，打工仔打工妹中也有成功的。我以前在一家電子廠，就有一個課長，文化很低，從普通員工做起，後來做到課長的，一個月可以拿到三千多元呢。你們在家販賣死雞死鴨，能做到課長嗎？一個月能拿到三千多塊錢嗎？”

宋小帥冷笑道：“那我問你，他從普通員工到課長經過多長時間？真正打工的人中，象他那樣成功的人能有幾個？”

３２０。

我想了想說：“如果不走捷徑，普通員工要想升做課長，最少要經過七、八年，而且幸運兒是鳳毛麟角的。如果都去做管理者了，誰去做一線工人？象我以前所在的服裝廠，有近萬人，但真正從一線工人坐到辦公室的少之又少。這部分人大多數是在服裝行業滾打摸爬了好多年，即便這樣，如果沒有關係僅靠自身的努力，也是很難出人投地的。”

宋小帥毫不客氣地打斷我的話：“雖然我沒讀過大學，但我也知道機率，當機率小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不要總拿極少數的成功案例來說事，這些成功案例，和龐大的底層‘農民工’相比起來，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