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燕-我是一朵飄零的花(出版)

第81部分 (第2/4頁)

雖然如此，當天下午，人事部還是張貼了一份告示，口氣十分嚴厲：

告示

今天上午，計時組立工場在別有用心的鬧事者帶領下，無故罷工兩小時，嚴重影響了車間正常的生產秩序，造成了無法估量的經濟損失和惡劣的社會影響。

現要求知情員工舉報別有用心的鬧事者，可直接向上級舉報或將鬧事者名字投入意見箱，必有重賞。

若有知情不報者，一旦被查出，將受到嚴懲不怠！

落款是“總經理室”，後面還有市川總經理的簽名，可見廠方對這次舉報是極為重視的。

雖然沒有知情者來人事部舉報。但第二天開啟意見箱上，我看到金自立面露喜色，從意見箱中拿出好幾頁紙，邀功功似地交給了王經理。

難道真有知情者舉報，這讓我很為那些所謂的“別有用心的鬧事者”擔心。

４１８。

我的擔心絕對不是多餘的，因為在櫻之廠，大部分中國人在日本人面前都表現得奴性十足，一個奴性十足的人，在利益面前，出賣兄弟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很多中國員工，在要求別人協助的時候，並不是坦誠自己要求協助的理由，而是要反覆強調：“這是日本人說的。”雖然我為說這些話的人悲哀，但這句話卻是屢試不爽的。

比如有一次我們人事部預定好的會議室被別的部門搶佔了，大家憤憤不平，立刻有人厲聲訓斥：“吵什麼吵，沒見到裡面都是日本人嗎？”

當然，為了害怕驚動裡面的日本人，他的聲音很輕，但就這一句話，剛才還群情激憤的人群立刻變得鴉雀無聲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似乎每個人都很累，辦公室的氣氛也很壓抑。

在車間裡，我這樣的年齡己算大齡，但在辦公室，幾乎都是大專以上學歷的，畢業後都二十初頭了，所以我的年齡並不算太大。除了各部門的頭頭腦腦超過三十外，大多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正是最活潑好動的時候。可上班時，我們不能談論與工作無關的事，不得大聲說話，不可隨便發笑，不能吃零食，每天坐到屁股抽筋，同事們腳步匆匆，似乎一個比一個忙。

我每天都要把幾十甚至近百個新入職員工資料輸入電腦，然後再把離職人員的資料從在職名單中刪除。在這樣的工作重壓下，我的倉頡打字速度突飛猛進，半個月後，每分鐘就可以打到近５０個字了。我的打字速度被王經理得知，連他都對我刮目相看：“即便在香港，也很少有人能把倉頡打得這麼快。”

王經理雖是四十多歲的男人，但白白胖胖的，總是笑眯眯的樣子，看上去很是溫和，沒有一點當官的架子。這可不象大陸同事，很多大陸同事，即便是做了班長、組長的，在下屬面前也喜歡打官腔。

可惜王經理並不太管事，相本副總經理這段時間很少在辦公室，據說有人把“櫻之”廠告到了勞動局。他會說簡單的漢語，但若要表達更深刻的意思，必須有翻譯。所以每天都在翻譯的陪同下四處“打點”。所以，人事部的生殺大權主要還掌握在金自立的手中。

據說金自立原是內地一家政府機關的秘書，因為鬱郁不得志才一氣之下來了深圳。在官場中混過的人，自是溜鬚拍馬，八面玲瓏，他把政府機關的那一套照搬照抄到公司裡來了，對上級趨炎附勢附勢，對下屬頤氣指使，這讓我越發對他厭惡了起來。

更讓我厭惡的是，他有一句經典臺詞：“跟個民工似的。”

每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都想反擊他一句：“別以為你不是民工！”

在很多人印象中，民工就是那種滿臉灰塵、一身泥巴、說話高聲大氣的建築工人形象。其實嚴格意義上說，“民工“是指那些持農業戶口而從事非農業生活的人。簡而言之，只要是農村戶口進城務工，便是“農民工”。

不可否認，很多農民背井離鄉來到城市，因為缺乏一定文化知識和技術，只能從事一些高強度的體力勞動，這種工作環境通常都很差，甚至有人嫌他們穿成這樣影響市容。但這些，是歷史遺留的產物，並不是他們的錯！

對民工的嘲諷與其說是看不起他們的農村戶口，看不慣他們的“不文明”行為，倒不如說是看不起他們工作的“低賤”，這種“低賤”來自於他們惡劣的工作環境，來自於他們不修邊幅的衣服，來自於他們低微的改入，來自於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歧視。在這種歧視下，任何一個收入不高的人，就算不是農業戶口，也很可能被稱為“民工”。

即便是城鎮戶口，只要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