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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貢獻；更為冷戰時期美國間諜組織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略情報局作為戰爭時期組建的情報機構在名義上已經不能繼續存在；同時，由於開支龐大和其它部門的反對，戰略情報局也很難繼續開展活動。杜諾萬曾經向羅斯福總統提出過建議，建立一個獨立於軍方的中央情報處，承擔和平時期的美國情報工作任務。但是，天不假年，未等羅斯福總統決策，這位在美國曆史上聲名顯赫的總統就去世了。羅斯福總統的突然去世，既使中央情報局的發展歷史平添波折，也使杜諾萬失去了繼續主導美國情報工作發展的機會，儘管在中央情報局總部的門廳裡高懸著他的照片，許多人也認為他是“中央情報局之父”，但是，畢竟後來中央情報局的成立和組建沒有他的親自參與，他也未能出任中央情報局的首任局長。
1945年9月20日，杜魯門總統下令解散戰略情報局，把他的情報蒐集部門併入陸軍情報系統，情報分析部門併入國務院研究司。1946年1月22日，為了統一和平時期的情報體系，杜魯門總統又宣佈成立以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總統軍事顧問為中心的國家情報委員會，全面負責計劃、發展和協調全美國的對外情報活動，並在國家情報委員會之下設中央情報組為行動執行機構，管理原戰略情報局的海外情報活動。中央情報組的職能不是蒐集情報，而主要是鑑定情報，它還負責協調各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它不從事政治和軍事活動，也不具有警察、執法、國內治安及國內警察的職能。
為了適應美國不斷向外侵略和擴張的需要，美國國會於1947年7月透過了《國家安全法》。根據這項法律，杜魯門總統於1947年9月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代替國家情報委員會，並決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名下建立中央情報局來接管中央情報組的業務、檔案和人員，任命原中央情報組組長希倫柯特為第一任局長。成立之初的中央情報局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下工作，主要任務是向國家安全委員會就國家情報工作提出建議，協調各情報機關的情報蒐集和分析工作，並承擔了同國家安全有關的、由國家安全委員會隨時指派的其他職能。後來，中央情報局又獲得授權從事國外政治、心理戰和準軍事行動。這樣一來，中央情報局的許可權就越來越大了。20世紀50～60年代，中央情報局為對付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維持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不遺餘力地在世界各地大搞情報、滲透、顛覆、破壞、和平演變等間諜活動，深得美國統治集團得青睞。
20世紀70年代初，由於美國在同蘇聯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略態勢由攻轉守，加之中央情報局在越南戰爭中出現了大量的情報失誤、在“水門事件”中表現惡劣，中央情報局一時間成為美國公眾指責得物件，處境甚為不妙，進入了其發展歷史上的衰退期：新聞界的揭露和攻擊使它在公眾面前聲名掃地，形象狼狽；來自國會的打擊尤為致命，它專門給中央情報局的活動規定了許多限制，裁減中央情報局的機構與人員組成，削減中央情報局的財務開支。從此，中央情報局的權力大大被減弱，人員大幅度減少，活動大為收斂，跌入了歷史上的低谷。
中央情報局的前世今生（3）
在冷戰形勢依然十分緊張的情況下，到卡特執政時期，美國政府又採取了一系列重振中央情報局的措施：將800多名被解職的特工人員重新聘用；恢復了“人力情報”和“隱蔽行動”，中央情報局又恢復了活力。里根上臺後，更是倚重中央情報局。他下令取消了卡特政府對中央情報局的一些限制，並在活動經費上大力支援中央情報局。1983年，中央情報局預算接近20億美元，比1978年翻了一番多，比1982年增長25％，增長率比國防預算的增長率高兩倍多。在里根執政期間，直接動用中央情報局從事對外鬥爭的活動達60次之多。如入侵格瑞那達，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支援模里西斯左派政府的反對派，襲擊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等。里根還第一次賦予中央情報局在國內享有反間諜的偵察權，從而使中央情報局再度成為白宮決策者的寵兒。
引起美國輿論的“伊朗門”事件使一度恢復活力的中央情報局再次遭到國會的指責，中央情報局再度面臨衝擊，白宮辦公廳主任裡甘每天受到幾十封要求凱西辭職的來信。在一片譴責聲中，凱西不得不辭去中央情報局局長之職。美國國內反中央情報局的憤激情緒才稍得平息。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央情報局面臨的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的局面，過去的老對手克格勃也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