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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只是一個母親在保護她的孩子。而她代之受過的那個說謊的人，那個真正的冷血動物，卻根本不在乎他們將把她關進監獄，甚至送上死刑臺，再在她的手臂上插入一支致命的針管。” ………… “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你們都是善良、正直的人們，你們將作出貝蒂無罪的裁決。 “這一點，本人深信不疑。” 午後2點，12名陪審員進入審議室。那天是星期五，幾乎沒有人在漫長的等待中離開法院所在的埃瑟斯市中心。陪審團於當晚8點半作出裁決： 本陪審團裁定，被告人貝蒂·露·彼茨被指控之謀財殺人罪成立。 據報道，在陪審長宣讀裁決時，貝蒂面無表情。她應該早就料到了這個結果。那天到庭的貝蒂的四個孩子費怡、康妮、斐麗和波比，也全都跟麻木了似的，竟沒有一個人流淚。 根據得克薩斯州法律，判刑應該在陪審團裁決後的第一個星期一。為了使陪審員們不致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擾或他人觀點的影響，傑克·荷蘭法官讓他們全體住進了假日飯店。他們在整個週末均不得看電視報紙，或與家人朋友通電話，但有關部門為陪審員們安排了豐富多彩的其他娛樂活動。 1985年10月14日，星期一，傑克·荷蘭再次披上黑袍，正襟危坐於法官席上。他指示陪審團在量刑時務必考慮並回答兩個問題。第一，被告人被裁決之謀財殺人罪，是否所有的疑點都僅存在於合理的範圍之內？第二，被告人是否有可能在將來重犯類似之罪，並從而對社會或他人安全構成一種潛在的威脅？ 這裡需要就第一個問題作一些解釋。對一個人所犯之罪進行裁決，就好比從事一項科學實驗。所有的實驗結果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準確，但只要其誤差不超過某個被科學家們認為是合理的範圍，該結果便被認可。在定罪量刑的過程中也會有誤差，即疑點。或者說，公訴方有證據，被告方也可能拿出反證據。但只要這些疑點不超出人們常識所承認或允許的合理範圍，則所裁決的罪行成立。不過，科學實驗與定罪量刑又有不同之處。前者可以提供具體的尺度來判斷誤差，如通常人們所說的“誤差不超過多少多少”，後者則完全是人為的標準。 按照慣例，仍由公訴人比爾·班迪首先發言：“你們都看到了季�米·�彼茨的遺骨所提供的證據：三處槍傷。貝蒂曾明確地告訴過她的兩個孩子，羅賓和雪莉，她準備殺了季米。深思熟慮，精心部署，然後冷靜地、冷酷地付諸實施。”比爾歷數了貝蒂作案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和步驟，從構築花壇到丟棄汽艇。 關於第二個問題，比爾·班迪說：“在短短的11年裡，貝蒂曾先後向她的三個丈夫開槍，結果是兩死一傷。如果用‘殺人成性’來形容這個女人，恐怕一點也不過分。可以想象，只要有機會，貝蒂還會故伎重演。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你們有責任杜絕貝蒂·彼茨的下一次作案機會。請對兩個問題都給出肯定的回答。” 被告方辯護律師伊芮·安魯斯在他的陳詞中說：“星期五下午，你們在審議室裡呆了六個半小時。為什麼？你們猶豫、彷徨、舉棋不定，是因為你們心中的疑點還沒有澄清，心中的疑團還沒有解開。但是你們必須作出決定，儘管你們自己對那個決定也不十分滿意。星期天，我在無意之中聽見你們中的一位說：‘讓我們去教堂吧。’是的，你們應該去教堂，那也許會使你們感覺輕鬆一點。今天，你們也有一個這樣的機會。當你們為貝蒂量刑時，你們可以彌補上星期五的過失，同時減輕你們內心的負擔。誰也不願意在精神上揹負著沉重的十字架度過自己的後半輩子，誰也不願意在走完人生之旅回首往事時說，我曾經殺了一個人，一個無辜的人。給貝蒂一個重新生活的機會，也是給你們自己一個機會。所以我在此懇請你們，對兩個問題都回答‘不’。” 陪審團只用了45分鐘就送回了他們的答覆，但不是伊芮·安魯斯所祈望的答覆。法官傑克·荷蘭唸完陪審團回答的兩個“是”後，平靜地對貝蒂說：“陪審團在量刑時再次裁決你犯有謀財殺人罪，所以你將被處以死刑。” 貝蒂終於沉不住氣了，她厲聲叫道：“不，我沒有殺人！”隨即痛哭失聲。 由於貝蒂·彼茨因季米·彼茨命案被判處極刑，韋恩·巴克謀殺案的審理便依法予以取消。 貝蒂·彼茨在死囚牢中並沒有消極地苦度餘生。此後的十來年裡，她利用各種機會多次上訴，將案子遞交到各級法院重新審查，死刑的執行日期也一再推遲。貝蒂不再否認殺害韋恩·巴克和季米·彼茨的事實，只是反覆強調她的所有五位丈夫，包括羅勃特·布蘭遜和季米·彼茨，都曾對她施暴施虐，她是被逼無奈而不得不走向極端。貝蒂頻頻出現於報端。由於大女兒費怡的多方奔走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