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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可和亞歷克思，自己進去找湯姆·費利。蘇珊很快就出來了。她對淑說，湯姆好像很不高興，蘇珊剛進去沒多久就要她離開辦公室。蘇珊說，她和湯姆談過話後反而更不開心了，她想她“也許應該結束這一切”。 正好這時珊娣·威廉斯下班離開康碩產業，在停車場看見蘇珊和淑·布朗說話。珊娣當時心裡老大不痛快，她以為蘇珊又在玩什麼把戲，因為那天下午蘇珊在辦公室裡一直說她非常不舒服，要提前回家。 蘇珊先把淑·布朗送回山核桃酒吧，再和兩個孩子一起開車回家，那時大約是6點鐘。後來晚些時候，淑·布朗正和康碩產業的同事們在山核桃酒吧吃晚飯，湯姆·費利也在那裡，一位男招待給她送過來一隻無線電話。那是蘇珊打來的。她在電話上問淑，湯�姆·�費利有沒有提起過她，淑說沒有。 到此為止，辦案人員心裡已有了六七分譜。如果蘇珊確實和史密斯兄弟失蹤的事件有關係，湯姆·費利的拒絕恐怕就是她的動機了。 大衛·A·卡卓爾則更進一步，一天盤查下來，他已認定作案者是蘇珊無疑。他也想試試蘇珊的反應。 在談到湯姆·費利和她的關係時，他問蘇珊：“這件事與孩子們的失蹤有任何關係嗎？”蘇珊答曰：“我絕對不會因為一個男人而傷害我的孩子們。”“他們是我的生命。”大衛·卡卓爾認為，蘇珊的回答中所用的“傷害”和“生命”等字眼，意味著她知道兩個孩子已經受到了傷害，甚至已經不在人世了。當蘇珊講到邁可和亞歷克思吵吵嚷嚷不要吃飯，把她弄得很煩時，卡卓爾主任冷不丁又問一句：“這就是你殺了他們的原因嗎？”蘇珊一反常態，勃然大怒，她一拳砸在桌子上，罵道：“你個狗娘養……”“你居然敢那麼想！”蘇珊站起身來，推門衝到過道里大喊：“我簡直不敢相信你居然認為是我乾的！” 說蘇珊一反常態，是因為在與警方人員交談的過程中，她一向溫順，安靜，略帶神經質，總在不停地祈禱：“上帝呵，請您好好照顧我的孩子們。”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頃刻之間變成一隻母獸，著實令眾人吃驚不小。看來蘇珊不只是一個心痛欲裂的母親，也是一個很難制服的對手，要她老老實實地講出事情的真相恐非易事。 大衛·卡卓爾注意到，蘇珊在談話過程中雖然經常抽泣，但有時候並沒有眼淚。有類似觀察的另一個人是給蘇珊做測謊實驗的聯邦調查局技術員達威·帕契，他在記錄中寫道：蘇珊不時發出“假裝的哭聲，但眼裡一滴淚也沒有”。 其實在他倆以前，第一個對蘇珊產生懷疑的是來自聯邦調查局的人像繪畫藝術家洛易·帕夏爾。當他為繪製劫匪的模擬畫像找蘇珊瞭解情況時，感覺蘇珊對罪犯的描述非常模糊，似乎在她的心目中並沒有此人的清晰明確的總體形象。但畫像的初稿出來以後，蘇珊卻對不少細枝末節之處指指點點。憑他多年的經驗，洛易·帕夏爾認為蘇珊十有###是在編瞎話。 調查越深入，圍繞蘇珊的疑問就越多。豪德·韋爾士警官和州警署參與本案的特派員畢特·羅根與聯邦調查局的犯罪行為學專家們聯絡，請他們提供有關謀殺親生孩子的母親的性格行為心理等特徵。以下是專家們對這類罪犯共有特徵的分析，不光指本案而言： 20歲至30歲，自幼生活比較貧困，受教育程度不高，曾遭受肉體虐待或性虐待，或二者兼具。不知道如何向社會有關組織或政府有關部門尋求幫助，患憂鬱症，有自殺傾向。通常在犯罪或作案前夕曾遭到異性的拒絕，或在愛情上受到挫折。她們通常不清楚自己與孩子之間的界線，覺得孩子成了她們的障礙，從而把受挫的原因歸結為孩子的拖累，而不能面對自己的弱點，從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另一方面，由於強烈的孤獨感，為了尋求精神上的寄託，這類母親一般都曾經非常想要孩子，對孩子特別溺愛，或寄予很高的期望。她們大都飽嘗過在沒有任何幫助的情況下獨自撫養孩子的艱辛，使她們和孩子之間有一種“相依為命”的關係。但在某些情形下，這種關係又反過來加深了她們與外界社會的隔絕，進而加深了她們憂鬱孤僻的性格弱點。在犯罪或作案的過程中，這類母親通常把孩子當成自己的延伸或附加部分，而不是另一個獨立的人。她們因此而認為或覺得，殺害孩子只不過是她們自殺行為中的一部分。
被褻瀆的母愛（11）
豪德·韋爾士和畢特·羅根及其他辦案人員認為，這一分析結果與蘇珊的情況非常吻合，但這還不是蘇珊性格的全部。根據大衛·A·卡卓爾的觀察和湯姆·費利所反映的，當他明確告訴蘇珊準備與她斷絕來往後，蘇珊對湯姆無休止的糾纏，可以看出，蘇珊也是一位不屈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甚至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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