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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謙恭風度抱存一種賤胚心理。而且
這種賤胚式的心理自克林頓開始愈加明顯。這種民間交往及國際事務上的賤胚心理我會專門
講到。但先進大國膜拜的失衡心理偏偏又是人類在逆境中的弱點。舉一個例子：剛剛下臺的
某國著名外長，他受過良好教育，又代表的是一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大國，但是他在安理會上
的所做所為，確乎是比美國還體現美國利益，尤其是包括跟他同文同種的民族的事情，他都
顯示出一種可恥的軟弱，難怪一部分國民咆哮著要絞死他。我們長期經受國際事務的歷練，
認為民族主義註定是逆世界潮流的、劣根性昭著的表現，而只有世界主義的（實則是美國價
值的世界主義）才是現代人唯一的理智的選擇。國外把只擬定一種備選方案而無選擇餘地的
方法譏諷為“霍布森選擇”，據說：美國商人霍布森販馬時，把馬匹放出來任顧客挑選，但
又附加一個條件，只許選最靠近門邊的那匹馬，實際上就是不得挑選。在迷戀於美國情緒的
同時，一種霍布森選擇悄悄地來臨，它潛伏於我們的肢體和狀態之中，我們開始了新的進軍
——簽證、美援、思想重建的馬歇爾計劃，我們成為美國廣告最廣泛的受眾和最熱情的傳播
者，於是下面我要講：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且變成以後，我很歡喜。
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變成以後，還很歡喜
這題目其實可以改成《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日變成以後，還自覺很高貴》。高貴是一
種凌雲於眾生之上的悲慼感。我們接觸美國，很容易獲得一種進化的感覺，於是乎我們回頭
來，把我們曾賴以生存的人際社會不放在眼裡，或者假裝沉重而實際上根本不想負擔，或即
使是負擔了，也在無形中體現了美援。我們的心在喊叫：“沒有美孚，你們將變得一片黑
暗。”
當我們在無情地嘲罵自己的時候，我們想過沒有？實則我們的自我罵譽以及熱烈的回
應，是同我們的文明背景極端相稱的。只有一種大國的大國民才具備解剖自己否定自己的優
容，這體現著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往往一些小民族在這方面是神經質和一觸即跳的。但不幸
的是：“進化者”們，他們一次一次地歪曲這種自我解剖的意義，把這當做他們解脫責任的
思想武器。這到底是幽默感的淪落？還是認識方法的扭曲？他們有機會享受進化的喜悅，但
突然間，我發現他們不過是。一群嗡嗡叫的勢利小國民。
早在十三年以前。我在大一的時期。我就蠻討厭這樣一種人：他不是以自我奮鬥的代價
來體現優良，而是藉助那些附加的手段來標榜自身的價值：比如混跡於高幹子弟圈內呀，接
觸一些高層內幕呀，掌握一些思想界領袖的個人軼聞呀；或乾脆就是：比較早地欣賞到一盤
地下流傳的歌曲磁帶呀，……等等。他自以為擁有了這些，就可以做我們的思想先驅，可以
高超於我們之上。我不否認那個時代裡，地下渠道是我們賴以學長見識的重要手段，但這隻
能是暫時的、輔助性的、有缺陷的方式方法。不，事情的本原不應該是這樣子的，一個人的
想象力怎麼可以這樣被左右？大而化之，一個民族的想象力怎麼可以這樣被鉗制？有一次在
十分激憤的狀態下，我對妻說：“你不要跟我提XX，也不要提XXX，即使我和他們最要好的
時候，我也從來沒有看到他們有一丁點思想上的光輝！那些為出去而出去的人，從來都不是
中國的精英，從來不是！”我大概說這話的時候很兇狠，妻非常痛恨我的有失風度。因為她
瞭解我，我從大學出來的時候，比一般同學多經歷了一些磨難（說老實話：有一些待遇不是
很講道理的。），也曾經愁眉苦臉，悲觀失望中也萌生過逃遁的願望，我和許多青年人一樣
是美國價值觀的鼓吹者和衛退士。但我絕對是用一種，總體的眼光來看待這件事情的。一句
話，我在真實地摸索，這是一種帶有痛苦色彩的摸索，可以上溯到主人，和近代的粱啟超
們。——但事後我要反省自己。我何嘗又逃脫得掉這樣一個層次：即嫉世式的憤憤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