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可以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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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是呀。我們中國應該有這樣的大國氣度，賠償是次

要的，重要的是兩國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要再發生以前那種傷害我們的事了；況且，如

果真的使戰爭賠款成為日本人民的巨大負擔，那我們用這筆錢時心裡不是也不好受嗎？為了

中日友好，付出點代價也是應該的。這種樸素的情感和只有中國人才有的推己及人的思維，

很遺憾卻沒有得到整個日本民族的尊敬和理解。

如果我們當初不放棄戰爭賠償呢？

或者說，在處理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時，是否可以把這個問題先擱置起來，留待時機成

熟時再結算呢？

這種問題的提出並非出於中國人的狹隘和出爾反爾，因為現在有很多事實證明，我們對

自身權利的放棄並沒有換得日本人對我們真正友好起來。換一種說法，日本的友好是有限

的，自救性的，他們對中國人並沒有那種我們時常掛在嘴邊的所謂“一衣帶水”、“同文同

種”所生髮出來的自然而熾烈的感情。

其實，在戰後審判日本戰犯時，國際社會已經對日本戰爭罪行給受害國所造成的生命財

產損失規定了賠償份額，其中國為中國在所有國家中因受害時間最長、受害範圍最廣、受害

程度最深而被裁定的獲得的賠償最多。但是賠償份額的確定並沒有真正反映出我們遭受損失

的實際情況。

是否可以這樣說，因為日本在二戰中所扮演的角度，是我們國家之所以現在仍與西方有

很大差距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原因。

問題往往會隨著歷史的推移和國際關係的變動而越來越明晰。不錯，作惡的是軍國主

義，而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是，軍國主義的土壤認何而來？如果整個民族不被一種拓展

生存空間的觀念所激動，不被大和民族優越論造成集體幻覺，軍國主義又怎能那麼順利地開

動戰爭機器呢？“暖昧的過程”使日本去侵略別國更多的是一種文學論調。而中國人把軍國

主義和國民分開只是為了使日本能更快地擺脫戰敗和恥辱帶給整個民族的那種絕望和悲憤，

能夠重塑國家形象，並透過邦交正常化使兩國攜手在亞洲開闢一個新紀元。但是，現在我們

看到了寬容之樹卻結出了酸澀、變異的果實。

我們是否弄懂了這一點：當我們不願把負擔放到日本人民頭上時，我們國家和人民所遭

受的空前的苦難卻也沒有了補償的希望，我們的前輩的滴血的心靈卻無法尋求哪怕是象徵性

的安慰，我們所取得的勝利除了趕走侵略者這一點之外，已經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充填了。

我們如果當初不放棄戰爭賠償，那麼國家的現代化程序將會大大加快；人民的生活也將

比現在更美好、富足。而且，把所欠的債務予以討回，既天經地義又能使作孽者的反省有了

一個更為容易進入的點。

如果我們不放棄戰爭賠償，那麼，今天在日本對華貸款一事上就變得簡單多了。即使我

們不放棄也不迫索（但是要計算利息），日本還能動輒以凍結這筆貸款來要挾中國嗎？他們

不可能從這樣的角度考慮：對華貸款是具有某種補償性質的——這一點雙方都心知肚明——

如果把這個問題與要求中國放棄核試驗等同起來考慮就是一種卑劣行徑，是一種在國際政治

中最令人討厭的行為。

儘管以上的一切都是假設，在我們放棄了那麼多權利的時候，我們只能保留這種“假

設”的權利了。

2．日本總是把背朝向中國

自1978年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之後。雙方度過了一段回想起來非常溫馨的時期。而

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出於對下個世紀兩國也能和睦相處、共存共榮的考慮，親自倡議中日青

年加深交流，其高潮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千日本青年來到中國與中國青年聯歡。由此可見，

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已經超越了意識形態的桎梏，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來放眼世界未來和確

定中國的軌跡。三千青年來中國，其形式可能有點矯情，但決沒有虛情假意。

當時，我尚在上海華東師大做老師。在日本青年即將到達上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