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話國人:易中天文集 第五卷·閒話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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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流寇路線圖

現在想來，我這一生，大約命中註定會有幾次轉型。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後，即1978年，由新疆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十四年後，即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其結果，是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透過上“百家講壇”，又毫無思想準備地，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因此，我把出版《藝術人類學》，看作第二次轉型的完成；而把調入廈大，看作第三次轉型的開始。

第三次轉型的標誌，就是收入本卷的《閒話中國人》。

其實剛開始並沒有這想法。我在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專業是老專業（古典文學），先生是老先生（胡國瑞、吳林伯）。所受之訓練，自然“傳統”。理想，也是像老先生們一樣，做一個傳統的學人。所以，畢業以後，甚至調入廈大以後，我一直都在中規中矩、像模像樣地做學問，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論文，以及收入第三卷的《藝術人類學》。儘管該書寫得並不“八股”，但那是學習馬克思、恩格斯的文風。從本質上講，還是“傳統”。

但是到了1994年，我決定“另類”了。

另類也有多種原因。比方說，失望。失望開始於鄧曉芒和我合作的《黃與藍的交響》（第一作者鄧曉芒）。這本書原名《走出美學的迷惘》，1987年便已完成。但是，書稿在數家出版社和不同編輯手中轉來轉去，最後才於1989年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事實證明，這是一本好書。更名為《黃與藍的交響》後，曾於1999年和2007年，分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武漢大學出版社兩次再版，印數上萬，頗受好評。然而在1989年，我們那本《走出美學的迷惘》，印數卻只有區區八百冊，幾乎無人知曉，無人問津。其實我們這本書的觀點，在當時是非常超前的。所以曉芒跟我說，由於中國出版界這一愚蠢的失誤，中國當代美學的發展至少要推遲二十年（請參看鄧曉芒《〈黃與藍的交響〉再版序》）。

可惜，人還在，心不死，於是又寫了《藝術人類學》。這本書雖然承蒙評委“慧眼識珠”，兩次獲獎，學界的反映卻其實是“冷淡”。冷淡也有多種原因，比如對“實踐美學”不感興趣，當然也不會去關注什麼“新實踐美學”。而且，1992年以後的學術界，大體上也沒人關注別人，因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就算關注，頂多也就看看“首都學界”有什麼動靜，或者“學界大佬”有什麼說法。像我這樣偏於東南一隅的“外省學人”，研究的又是“傳統課題”，根本就不會有人多看一眼！更何況，美學本身的境況，也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大家都是“泥菩薩”，自顧尚且不暇，哪裡管得了許多！

這就怨不得別人了。再說，我也沒有資格抱怨。事實上，也就在這兩年，我自己也開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論文了，因為根本就看不過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國家的“人文學者”，有如過江之鯽。他們的“學術論文”，每天都會在“流水線”上批次生產出來，汗牛充棟，鋪天蓋地。既然如此，與其掛一漏萬，不如統統不看。

很快我又發現，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做法。大量的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都只能堆在庫房裡，交由老鼠的牙齒去批判。於是我想，一本書，如果剛一出版，就命中註定只能送進廢品站和造紙廠，那麼，我們寫它做什麼？我們為所謂“學術繁榮”而砍掉的樹，難道還嫌不多嗎？能省一點，就省一點吧！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想法，無意強加於人。你主張“曲高和寡”也好，他為了“養家餬口”也罷，對我都無所謂。反正，我是不再跟這體制玩了。

不跟體制玩，是不被它牽著鼻子走，不等於非得“落草為寇”，也可以當“吃皇糧的個體戶”。辦法，是種完生產隊的“責任田”（額定工作量），再種一點“自留地”。這也不難。我和鄧曉芒，都是以同等學力考入武漢大學讀研究生的。他在哲學系，我在中文系；他是初中生，我是高中生。所以，我們都不是“黃埔出身”，只能算作“土匪”，還都是湖南的。湖南“土匪”的特點是：霸蠻，不信邪，我行我素，吃軟不吃硬，等等。比方說，為了抗議某些不合理規定，曉芒曾憤而辭去博導職務，就是他“匪性”的表現。

不過我們還是有所不同。他是“坐寇”，幾十年如一日地堅守在西方古典哲學領域，成為公認的學術權威。我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