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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也走進了信訪辦。 當她淚流滿面、斷斷續續地敘述完這一切的時候，早已過了接待時間。我瞅著她那一雙哭紅腫了還在淌著淚水的眼睛，深深的同情溢滿了我的心頭。我決心要盡我的可能幫助她。 幾年來的信訪工作已使我有了一些經驗，如果僅僅只是一般地把她的材料轉給有關部門，那麼問題的解決就會拖到猴年馬月，而我一旦轉出了材料，也便喪失了主動權。我問她帶材料來了沒有。她從衣兜裡掏出了厚厚一疊皺巴巴的申訴材料。 我不動聲色地請她把材料留下，並說我會及時把她的事情向上反映。她充滿希冀地望著我，在走出接待室的那一刻，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沒待我阻止她，她已掩著臉啜泣而去。 那個晚上我失眠了，我從未那麼深切地感受到人是歷史的犧牲品，我感嘆著偶然在人的命運中起到的神奇般的作用，我為季小珊的命運而顫慄悲哀。我細細地看完了她寫下的二十多頁的申訴。她的字跡娟秀而有骨架，如果她這一輩子不是在從事底層的重體力勞動中度過，她很有可能在什麼領域做出一點成就來。於她本人來說，至少也不至於如此遭罪。 我在工作彙報中把季小珊的情況向處長、向省政府的副秘書長作了詳細的彙報。他們也和我一樣，悲嘆同情季小珊的遭遇。但是在感嘆之餘，他們說，她如今要申訴什麼、要解決什麼問題呢？右派分子，可以平反，冤假錯案，可以糾正，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衝擊的，在改正的同時還可以補發工資。她頭上這頂“匪屬”的帽子，只是慣常的說法。認真分析起來，保安團長確實是匪，她儘管嫁他的時間不長，也還是匪屬。況且沒有任何人給她戴過這頂帽子，解放後她沒有任何單位，經濟的補償也無從談起。再給她安排工作，顯然她的年歲已大，不合適了。幾十年來她就在社會底層中求生，她什麼都幹過：看門、擺小攤、守電話、賣米粉、修鞋、補傘、撿破爛、送煤巴、賣戀愛豆腐果、送牛奶……但全都是臨時的。 是啊，處長和副秘書長的話都有一定道理。在季小珊的申訴材料中，確實也沒寫什麼具體的要求。在她面對面向我反映情況時，她不也沒提任何具體的請求嘛。 她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似乎是一目瞭然的。 可落實起來，卻又是難以操作的。 我想做一件好事，卻不知從何做起。 苦思冥想中，省政府機關大院裡的一條訊息，觸發了我的靈感。 植樹節要到了，原定計劃，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領導，都要到市郊阿哈嶺參加植樹活動，可那一天突然插進一個重要外事活動，省委馮書記要出面接待，他就不能上幾十公里外的阿哈嶺了。但馮書記堅持仍要植樹，辦公廳就安排他到省委交際處的湖濱去植，那裡正好有一排待種的樹，已經挖好了土坑，樹種也已運到，取水十分方便，一個小時之內，馮書記及其隨同人員，都能完成植樹任務，而馮書記又誤不了外事接待。馮書記聽後十分高興，還特別關照，植樹就是植樹，絕不允許借領導植樹為名，興師動眾，封園封路，老百姓照常在湖濱散步遊園休憩。 我知道馮書記是地下黨出身，而且解放前還是省城地下黨的負責人，對季小珊的事情，至少也會有所風聞，三十年過去了，對於過去的一些事情，現在該會有更加客觀公正的看法了罷。更主要的是，解放後的這些年裡，馮書記也曾經兩次捱整，多年生活在基層，對於老百姓的疾苦和冤、假、錯案，有深切的體會。 總之，我根據近年裡做信訪工作的經驗，讓季小珊那一天到湖濱去，扮作一個清潔工，看到植樹的人到來，把信送給其中年紀最大的那個人，他就是馮書記。為了便於馮書記批閱，我讓季小珊把她的申訴儘可能地縮短成兩頁紙。 一切都如我的設想，由於準備工作充分，那一天的植樹格外順利，不到三刻鐘，一排樹種已在湖濱植下，馮書記有點累了，興致勃勃地在湖濱坐下，提議隨同人員一起休息一陣。他指點著湖光山色，感慨萬千地告訴大家，解放前做地下工作時，怎麼到湖濱來進行單線聯絡，接頭時又是多麼神秘……恰在這時候，裝作清潔工的季小珊走上前來，遞交了她的那封申訴信。其實她不需要刻意打扮，她那模樣就是一個標標準準的清潔工。  
愛情世紀末（7）
等一旁的隨同人員醒過神來，想要阻擋已經來不及了。 沒想到馮書記當場就把信拆了，當知道眼前這個公園的清潔工就是季小珊時，他驚呆了：“你……你就是季小珊？” “是啊，馮書記。”季小珊怯怯地答。 “你還認識我不？” “怎麼不認識，你是地下黨省工委的書記。”季小珊兩眼巴巴地盯著老首長，呼吸都屏住了。 馮書記坐在圓鼓狀的石凳上，當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