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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簡單，五個字，主席不來了。
斯大林同志很惱火，指示外交部長米高揚去問問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這是怎麼回事。
王大使很老實，說他得到的訊息是主席生病了。
米高揚很直接，說：“這你之前就說了，是什麼病呢？要不要緊？如果需要，蘇聯可以派醫學專家過去幫助治療。”
王大使回答：“年紀大了腿腳不方便，風溼犯了，走路會腿疼。”
米高揚來了一句：“這個病好治，來蘇聯馬上就能治好。”
王大使皺眉說：“已經請了中醫，醫囑要求靜養。”
米高揚強硬的說：“中醫不可靠，還是來蘇聯醫治。”
王大使有些火了，說：“中醫在風溼這樣的慢性病上療效好，沒有副作用，只是痊癒的慢一些。”
米高揚語氣緩和了一點，問：“什麼時候能治好？如果坐飛機，還是趕得上21日斯大林同志的壽辰的。”
王大使直接了當的回答說：“一時半會難以痊癒，怕是趕不上了。有少奇副主席在，也是一樣的。”
米高揚看這情況就明白了，轉身離開大使館，回去報告斯大林。
斯大林想了想，問米高揚：“毛以前有風溼嗎？”
米高揚說他不瞭解，以前去中國也沒聽說。
斯大林哼了一聲，重重把手一揮，不樂意的說：“隨他去，不來正好。他不願意見我，我現在也不願意見他。”
說著鬍子氣的一翹一翹的。
小強回來之前，還有一個事件發生了。東交民巷這裡已經被嚴密監視起來。
原來，我方公佈少奇同志訪蘇之後，老蔣那邊不相信，覺得這是煙幕彈，訪蘇這麼大個事，怎麼可能是副主席去呢，一定是兔共在唱空城計。於是打算在鐵路上實施暗殺。但是來往的電報被公*安部反特監聽臺截獲並且破譯了。
想當初，1926年的日本關東軍就是這樣暗殺張作霖的。日本人那時看的清楚，覺得中國軍閥的部隊就是頭目和嘍囉的關係。只要幹掉頭目，剩下嘍囉就是個渣。
按照計劃，日本人打算在張作霖乘坐專列由北都回沈揚的鐵路線上動手。張作霖的專列是特製的，車身有鋼板防護，用一個炸藥包看來是不夠。他們居然在鐵路上連著裝了三個炸藥包。再想想，又怕晚上烏漆麻黑看不清，乾脆在交叉路口裝上了探照燈。結果，張作霖被日本人這周密的暗殺計劃當場炸死。
現在國民黨就準備用這日本人的舊招，計劃著依葫蘆畫瓢來搞一場。他們當然不明白，或者說不會承認，軍閥控制的東北和新中國的東北在治安上是截然不同的。
由於這個案子性質極度惡劣，公安部第一副部長楊奇清親自負責這個案件。因為一旦特務進行暗殺行動，不管成功與否，都是重大惡性事件。所以必須立即解決這個定時炸彈。
聰明人都明白，不管幹啥，執行才是關鍵，所以在這個案子上，派誰來具體執行是個難題。最後，還是選擇了公安部的老偵查員：曹純之。
這個名字是曹純之的人，有個外號，叫一堵牆。看看他的履歷就知道，抗日戰爭時期，任魏縣縣委委員，兼公安科科長、鋤奸隊隊長，建國初，任公安部、政治保衛局偵察科長，肩負著保衛主席在內的所有重要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機關安全的重任。
可以說，任何人要對中央搞暗殺，就得先翻過這堵從沒人翻得過去的牆。
這個曹純之，他有個習慣，那就是睡覺前要看書。但是，在糊塗人眼裡，他有些“不務正業”，他不看什麼《福爾摩斯探案集》之類的偵探小說，而是看《政治經濟學》這樣的書。這說明了，觸類才能旁通！
他就在看書時想到：當特務就要有活動經費，而呆灣當局不可能這麼傻直接給特務匯款。只能用從箱港把錢轉匯北都的辦法。所以只要查查箱港到北都的可疑匯款，事情也就解決了一多半。
一堵牆，就是一堵牆，如果說有些人就是為刑偵工作而出生的話，那曹純之就是這種典型的例子。他再一次死死的矗立在呆灣國民黨特務面前，猶如監獄的牢牆一般，不管你面朝哪裡，他就是會出現在你的眼前，無法撼動。
清查北都地區所有可以辦理國外匯款業務的郵局和銀行之後，結果卻讓曹純之詫異，居然沒有發現一筆可疑匯款。
彙報副部長楊奇清之後，楊奇清顯示了一個公安部副部長的戰略眼光。
北都查不出，就查天津！
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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