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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張九齡為例）的思想，是秉持：民貴君輕，小政府減少財政支出，減少官吏規模，減少中央對於地方事務的干涉，減少法制的成本，以德治為主。
沒錯，法制是需要成本的，而且這個成本還不低。在古代權貴基本不守法的情況下，德治的作用未必比法制要小。這是封建時代的客觀侷限性。
而理財派官員的思想沒什麼好說的，就一句話：想辦法增加中央財政！
增加財政，必然要取之於民，要增加稅收，要開設新機構，大政府不可避免。
此時李隆基遇到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如果要維持大唐的現狀，那就必須重用李林甫這樣的理財派官員。如果要改革大唐的種種弊端，就必須重用張九齡這樣的儒家學派官員。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從現在倒推回去分析，張九齡哪怕多執政20年，提前砍了安祿山，也無法改變大唐基層社會的實質性解體：
府兵與均田制的基礎已經不存在，治標不治本的吏治改革無法延續，土地兼併的尖銳矛盾沒有獨闢蹊徑的解決辦法（如北宋那樣以毒攻毒的辦法無法實施），以及首都越來越大造成的經濟、生態失衡。
張九齡若是繼續在位二十年，十有八九會身敗名裂。這個道理就像李林甫若是當四年宰相就病死，也會名垂青史一樣。
李隆基也看得到這一點，大唐改革是無望的，苟著就好了。閉上眼睛就是天黑，不出長安就是天下太平。
張九齡等人的失寵，是不可避免的。他們能做的事情，已經沒有希望；李隆基迫切需要的事情，他們又幹不了。
好了，這就把話迴轉到開頭說的那件事：張九齡為什麼要阻止牛仙客上位，僅僅是因為對方能力不足麼？
我認為並不是這樣，至少不完全是。
以後世的觀點看，嚴挺之的能力，絕不會超過牛仙客，功勞就更不如了。嚴挺之有什麼成就，我找史料都找了半天。
那麼張九齡為什麼要推薦嚴挺之當宰相呢？
第一，二人都是科舉進士出身；第二，二人都是詞臣，文章寫得好。換句話說，他們是一個戰壕的戰友，天然就會成為朋友。
張九齡說牛仙客“目不知書”，不是說對方看不懂書，而是說牛仙客不會寫詞臣文章，文學素養很低。對比一下，嚴挺之的文學修養那就高了幾個數量級吧？
所以說，形成北宋宋仁宗時期文官治國的格局，是張九齡的理想，不能說他的想法有問題，因為幾百年後，這種格局真的在北宋實現了。
將權貴政治，向下解體，壓低貴族權利的上限，降低參與政治的門檻下限，這個歷史趨勢，張九齡是把握住了的。
但也不能說他的想法沒有問題，因為這種中樞政治格局，產生了非常嚴重，負面，且長久的影響。
不讓牛仙客當宰相，是因為他不是“遊戲規則”裡面出來的人，這個口子不能開。張九齡心中的“遊戲規則”，就是科舉。
同理，他反對張守珪由節度使入相，也是同樣的道理，因為張守珪是邊將入相（這可是唐朝前期的傳統）。
張九齡希望打造一個，由科舉出身的人組成的，傳統文人圈子構成的中樞群體，這個是他的理想。
所以說哪怕牛仙客換成小方那種腦子，張九齡依然是要反對的。當然了，牛仙客要是科舉出身後繼續到河西幹到節度使的話，他也可以被張九齡等人接納。
李隆基認為張九齡“結黨”，還真沒冤枉他。張九齡結的這個黨，其野心（他自己可能沒意識到）之大，幾乎是跨越了數百年的文官政治格局演進。
只看這點，李隆基沒殺他，純粹是因為目光短淺不是明主，當然，這也是張九齡的幸運吧。
這就是大唐中樞的第二重矛盾：科舉出身的官員，與門蔭入仕等“雜流”官員（包含底層吏員出身及邊將入相）之間涇渭分明的派系矛盾。
假設一下，如果安祿山來長安當宰相了，他會不會反？答案是一定不會，雖然幽州集團裡面一定會有接盤的人去謀反。
張九齡壓制邊將入相，其實藩鎮也遲早會反的。
而且，這種矛盾並未因為安史之亂的發生而消失，反而體現在後面唐憲宗時期的“牛李黨爭”中，類似一地雞毛的事情，便是這種鬥爭的延續。
所以我這本書的標題是“盛唐輓歌”，因為盛唐的舊格局，真的沒救了，從內到外都是矛盾叢生。
我想把這本書寫成開元末年以後到安史之亂這段時間的歷史文標杆，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