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薩特一個自由精靈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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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中對此作了十分透徹的解說：

還有另外一些知識分子，我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個吧，自1968年以來不再希望同資產階級進行任何對話。實際上，事情並不那麼簡單：知識分子透過他的作品──如果他是一個作家的話──包括他最新的作品，都有那種被稱作意識形態興趣的東西。顯然我總是向資產階級提出質問，同他們辯駁，但事實上我的作品仍然是用他們的語言向他們講話，而且，至少在早期作品中，有著不難發現的高人一等的優越感。

過去17年我一直在研究福樓拜，這裡沒有對工人階級的直接興趣。我投入這個工作的程度是很深的，我的意思是我已經67歲了，50歲以後我就把精力投入到這上面，而且甚至在這之前我就想著這件事。於是福樓拜就把我束縛在我的資產階級讀者之中。透過他，我仍然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只要我還沒有完成這部作品，我就仍然繼續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

但我還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方面，跟我的意識形態興趣沒有關係，當我從知識分子這個詞的古典意義上對自己提出質疑時，我認識到，雖然我不被帶回到羊圈，卻仍可得到“拯救”。當我對自己質疑時，當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多麼了不起的高人一等的作家時，我發現自己是同那些為反對資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人們在一起。我們有相同的興趣和關注的東西。

因此，我要說的是，我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我仍然為資產階級寫書，但我同希望推翻資產階級的工人有著深切的共鳴。這些工人在1968年同資產階級搏鬥過；而今天他們是更嚴重壓迫的受害者。就我現在是他們之中的一員而言，我也必定會受到懲罰。就我在寫關於福樓拜的書而言，我是資產階級的不肖子孫，雖然我應該因此而得到拯救。這一切都表明，有必要在政治水平上傳達我感受到的已深深紮根的矛盾──　一種僅僅來自現實境況的矛盾。（“1972年在布魯塞爾的演講”）

薩特在很年輕時就構想過自己作為作家的一生：一個起步的青年時代，一個碩果累累的中年時代，一個投身政治的老年時代。為什麼到老年要投身政治？因為這時精力已經不濟，在文學事業上難以再攀高峰；而社會地位和影響卻達到頂點，他可以運用這一優勢幹自己想幹的事，起自己想起的作用。這正如一輪夕陽，它即將落土，但它仍然顯示出一種特有的輝煌。從事政治活動的作家生涯既是他生命的衰落期又是其頂峰。薩特就在這樣一種思緒中同時投身政治活動和從事寫作。而《家庭的白痴》是他最後一部扛鼎之作。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在女人的懷抱裡：愛的復興（1）

薩特最後10來年的生活，是在疾病的折磨中度過的；特別有七、八年時間，他的雙眼幾乎完全失明，失去了閱讀和寫作能力，而他的精神狀態終於從病魔的打擊中恢復過來了，到了晚年，他與人合作寫書，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政治活動，在社會公眾中的影響反而越來越大。薩特精神的恢復，生命力的煥發，除了他自身的意志以外，他身旁那些女性的悉心照護和安慰，也是重要原因。正如寫作是他生命的意義一樣，女性也是他生命的意義。在某種意義上說，後者甚至更為根本。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他長期患病期間，女性對他反而越來越好，越來越感興趣，特別是那些年輕女性。

一天，薩特向波伏瓦抱怨自己的工作時間太少。波伏瓦笑著說：“這是因為年輕的女士們太多了一點！”薩特的回答是：“但這對我是有益處的。”是的，同女性親密相處，確實可以激發他對生活的巨大興趣。薩特對波伏瓦說：“在這以前，我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招女人喜歡！”說這話的時候，他帶著一種孩子般的喜悅和滿足，唯一感到遺憾的是，他現在視力太壞了，看不清她們的面容。

現在薩特在日常生活上常常要依靠他的女友們。一位年輕女性莉蓮&#8226；西格爾曾問薩特：“依賴別人，這不讓你惱火嗎？”　她是薩特新近結識的女朋友，是一個左派活動分子，多次陪同薩特進行實際政治活動，包括一次險遭毒打的佔領聖心教堂的愚蠢行動。莉蓮還經常帶他看病、幫他搬家，平時常常請薩特同她一些喝咖啡。

薩特微笑著回答：“不，這甚至讓我覺得有點愉快！”依賴女性和依賴男性，在薩特看來，這是有根本不同的。

“是因為被人寵愛嗎？”

“是的。”

“因為你覺得我們愛你？”

“噢，我早就知道這個了！而這讓人高興！”

在晚年，波伏瓦仍然是薩特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