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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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影響,在國外經常“享受國家元首的待遇”。這是一個事實。他認為,作為這樣的角色,“只有一個法國人在世界上享有同樣的聲譽,那就是戴高樂將軍。”(《薩特的世紀》,第34頁)我覺得這一估計也是準確的。但他說,薩特之所以“一輩子都奇怪地恨戴高樂將軍”,是因為薩特將戴高樂看做惟一的競爭對手,除了“時代的偏見”外,“薩特的心中還有另一種更加曖昧的屬於他自己的感情:那就是與戴高樂的競爭。”薩特要用自己精神上的權力與戴高樂手中的世俗權力相對抗。(《薩特的世紀》,第36頁)在我看來,貝爾納的這一解釋和分析是不準確的,顯得牽強。
薩特採取反對戴高樂的政治態度,並非針對這一個人,更不是考慮到個人在法國和世界的影響或知名度。薩特對於世俗的聲譽是毫不在乎的,甚至有些反感,拒絕諾貝爾獎就是一個明證。他也從未將自己的精神活動視為征服世界的一種“權力”。相反地,他反對一切權力,因此他承認自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他一直不與任何官方機構合作,對政府當局始終採取批判態度,不論是戴高樂當政,還是後來的蓬皮杜,以及對他特別表示尊崇的德斯坦。他在後半生積極參加社會政治活動,但從未謀取任何政治上的權力。有記者問薩特,他這樣積極投身於政治,是否想競選議員,薩特感到十分驚詫;這個記者是太不瞭解薩特了。在這一方面,貝爾納似乎也有類似的誤解。
該書還討論了這樣一個問題:薩特為什麼這樣遭人恨?貝爾納說,“人們對薩特的恨是一種完全的恨。不只是在輿論上,而是一直到他死了還不肯罷休的恨。是以粗俗的、恨不能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的言辭表示出來的恨。”(《薩特的世紀》,第54頁)他摘引了許多攻擊薩特的文字,或是不堪入耳的謾罵,或是刻心銘骨的惡毒詛咒,或是對事實的惡意歪曲和無中生有的捏造。這樣招人恨的,歷史上只有斯賓諾莎和伏爾泰能與之相比。貝爾納說:“這幾個招人痛恨的人組成了一個封閉的俱樂部。這些真實的偉人,被同類恨之入骨。他們不粉飾現實,併為此付出了代價。能激起人們如此強烈的恨,該是一份多麼可怕的榮譽啊。”(《薩特的世紀》,第60頁)貝爾納在討論薩特被人痛恨的原因時,還作了一種有趣的假設:薩特是主動招惹人們,故意讓人們恨他;這樣的恨,在薩特的心中本來就有著相應的價值;在他的心目中,一個作家越偉大,人們對他的恨也就越強烈。(《薩特的世紀》,第58—59頁)這一分析有一定道理。
該書在談及薩特同紀德的關係時說,1941年,“紀德想說服薩特參加抵抗運動,他也曾試圖說服達尼埃爾•;麥耶,後來他也說服了馬爾羅。”(《薩特的世紀》,第65頁)這一段話與史實不符。據波伏瓦的回憶錄,是薩特試圖說服達尼埃爾•;麥耶參加抵抗運動,接著薩特又去找了紀德和馬爾羅,但都沒有獲得積極回應。整個過程波伏瓦與薩特同行。該書出現這一錯誤有兩種可能:或是貝爾納弄錯了事實,原文如此;或是原書是正確的,中譯者翻譯時造成錯誤。後一種可能性更大一些;在該書的後面,貝爾納正確地描述了薩特和波伏瓦去找紀德、達尼埃爾•;麥耶和馬爾羅的經過。(《薩特的世紀》,第471頁)
為什麼恰恰是薩特而不是別的人,成為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一個“世紀之人”?貝爾納從多個角度探討了這一問題。答案之一:薩特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可以同時從事文學和哲學,兩者相互深化,相得益彰,形成特色,合起來的成就是別人所不及的。或者按照薩特自己對波伏瓦所說,他要同時成為斯湯達和斯賓諾莎。20世紀的作家和哲學家中,真正能夠同時達到這兩者的,恐怕只有薩特一人。貝爾納列舉了20世紀法國許多著名哲學家、作家和薩特對比,來說明這一點,如雷蒙•;阿隆、梅洛…龐蒂、巴塔耶、布朗肖、加繆等。
我大致同意貝爾納的分析,不過要作一點修正:同時從事文學和哲學寫作,對於薩特不見得總是好事。有時候這兩者相互串流,彼此干擾,產生的影響也可能是負面的。薩特自己形容這種情況說,就像得了疝氣一樣難受。
貝爾納認為,在薩特之前,20世紀,從文學方面而言,應該是紀德的世紀;從哲學方面而言,應該是柏格森的世紀。由此他找到答案之二:薩特既繼承了紀德和柏格森的東西,同時又努力克服和超越他們的影響,由此形成自己獨特的東西,成為“世紀之人”。貝爾納在書中花了很多篇幅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列舉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