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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應邀去蘇聯參加紀念謝甫琴科150週年大會。在莫斯科，他們仍然感到文化專制的壓力。卡夫卡《審判》的俄譯本沒有出版，薩特的《詞語》也是經過許多周折才在《新世界》上發表，而且評論者認為它不慎重、好表現、嘲諷自己也是違背樂觀主義的、詆譭人類，等等，顯然根本不理解這本書。薩特責問大會組織者：“你們到底接不接受東西方文化共存的觀念？如果不接受，為什麼要邀請我？我到這兒來幹什麼？”
1965年7月，薩特和波伏瓦再次去了蘇聯。他們發現，赫魯曉夫下臺似乎給文化領域帶來好的變化。《新世界》發表了索爾仁尼琴的小說、阿克瑪託娃的詩歌和愛倫堡的回憶錄。但許多禁忌仍然存在。薩特在愛倫堡的建議下，寫了一封信，透過蘇聯作家聯盟給米高揚，請求赦免布羅茨基。布羅茨基是一個猶太青年，寫了一些詩，靠翻譯維持生活。然而他以過寄生生活的罪名被審判，再就是他的詩句“灰色的雲在街頭湧動”被認為時對祖國的詆譭，此外還說他對馬克思不恭敬，最後他被判5年強制勞動。薩特的信遞去後不久，布羅茨基被允許回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