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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消除痛苦和孤獨。因此，他作了一個決定：給萬達寫信，告訴她，如果有必要，他準備同她結婚來換取3天的假期。他在給波伏瓦的信中說，他知道這一決定對於波伏瓦來說不是什麼好訊息，但他希望波伏瓦理解，他這樣做純粹是象徵性的，僅僅是獲得假期的一種手段，也是自己承擔義務的一種表現。總之，他願意為萬達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當然，如果取得這3天假期，他不會都用在同萬達在一起，他要拿出一天時間來看波伏瓦。
同時他也設想了另外一種情況：如果萬達的病情不嚴重或者她的情緒已經穩定下來了，他就以部隊由於發生某種事件不給結婚開假期為理由不去萬達那裡。他問波伏瓦的意見怎樣，這樣做是否妥當。半個月後，他給波伏瓦寫信說，他已經給萬達寫了信，說明不可能回去同她結婚的理由。
薩特決定同女性結婚，一生大概只有兩次：一次是波伏瓦畢業後被分配到馬賽，薩特為了讓她避免“流放”而決定同她結婚。再就是這次打算同萬達結婚。這對他來說是非同尋常的舉動，因為他最討厭的就是結婚。結婚是他願意為對方作出的最大犧牲。儘管這只是一種形式，但形式離不開內容。萬達對薩特有一種強烈的依賴關係；除了一般的男女之愛外，薩特對萬達還有一種對於孩子那樣的憐愛和保護的感情。在薩特給萬達寫去那封提議結婚的信兩天後，荷蘭軍隊向德國投降，德國軍隊攻破法軍在色當的防線；5月19日，薩特得知德國人已經佔領魯昂，趕緊給波伏瓦寫信，要她離開巴黎並把奧爾加和萬達送走。
薩特從戰俘營回到巴黎後，除了建立“社會主義與自由”抵抗小組那段時期外，幾乎沒有什麼新的人際交往。他的個人生活圈子主要就是波伏瓦、萬達、奧爾加和博斯特等幾個“自家人”，他們幾乎不同其他任何人來往。在這幾個人之間，也不總是都在一起，往往是三兩人單獨在一起。大家充分尊重每個人的自由。
說到“自家人”，薩特不在巴黎的這段時間，波伏瓦身邊又多了個年輕姑娘，類似奧爾加，但比她更加任性，而且對波伏瓦有一種完全獨佔的同性戀感情。這姑娘叫納塔麗•；索羅基納，也是一個白俄。納塔麗沒有見過薩特。當她進入波伏瓦生活時，薩特已應徵入伍。波伏瓦向她介紹了薩特的情況。而納塔麗幸災樂禍地說，她非常高興薩特在外服役而不在波伏瓦的身邊；如果他不走，波伏瓦肯定不會有時間同她在一起。一天，她講著講著，竟憤怒地喊道：“我希望他死了才好。”由於波伏瓦和博斯特在一起時經常談薩特，納塔麗很生他們的氣。她對波伏瓦說：“你的薩特總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天才。”薩特被俘的訊息反而使她高興：“我敢肯定，要不是薩特被俘的話，你一定不再理睬我了。”
由於這種獨佔的感情，聽說薩特回來了，納塔麗很不高興。一天，薩特和波伏瓦一起上街，波伏瓦無意中看到納塔麗站在一處門口並立刻躲了起來。原來，她躲躲藏藏地跟了他們一整天。他們在一家咖啡館坐了下來，這時納塔麗站在對面的街上，惡狠狠地盯著他們。波伏瓦向她招招手，她便大步走了過來，樣子很難看。薩特向她笑了笑，邀請她坐下。她也向他笑了笑，坐在他的旁邊，但隨即拿出一枚大別針對薩特說，要不是他還客氣，他的樣子還討人喜歡，她肯定會用這個大別針來刺穿他；她把它帶在身邊就是為了這個。薩特對她這種威脅不屑一顧，談笑自若，這使她很惱火。
幾天以後，薩特同波伏瓦約好在圓頂咖啡館見面。他在半路上被納塔麗攔住了。她告訴他，波伏瓦要她通知他不來這裡，而去三劍客咖啡館。於是薩特來到“三劍客”，而她一直跟隨著他，同他談了不少話。一個小時過去了，薩特奇怪波伏瓦怎麼還沒來，納塔麗平靜地說：“她根本就不會來，我說的不是真的。”薩特非常生氣，責問她為什麼撒謊。她毫不在乎地回答：“我只是想同你談一次話，想知道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人。”面對著這麼一個人，薩特哭笑不得。從這以後，納塔麗才接受了薩特存在這個事實，她開始有些喜歡他了。
1941年的冬天，薩特的生活狀況十分艱難，常常吃不飽肚子。薩特和波伏瓦不但要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還要幫助奧爾加、萬達、博斯特和納塔麗他們。 波伏瓦的飢餓感很強，沒有吃的對她來說是最大的痛苦，而其它方面則能省就省。她戒了煙，本來她對吸菸也沒有特別的興趣。薩特的需求正好相反。他在吃的方面特別能忍耐。除了早餐他要求吃得好一些外，中午、晚上都不在乎，一點點麵包和沙拉就可以，吃什麼都行，有時什麼都不吃也行。而吸菸卻是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