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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總是以為自己可以長生不老、壽與天齊，因此當薩姆52歲突然心臟病發作不啻是晴天霹靂。醫生警告說，如果他不改變太多旅行、太多客戶應酬、太少運動的生活狀態，那麼很快就會再發作。因此我們在1999年夏天無事一身輕地帶著兩個兒子回到英國，他們都快20歲了但還沒見過家鄉。
沒有任何特殊理由，除了我們1976年是在多塞特郡度的蜜月外，我們決定租下一間多爾切斯特附近的農舍，那是離開開普敦之前我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房地產廣告欄裡找到的。我們夫婦兩個跟英格蘭的任何地方都沒有什麼特殊淵源。我丈夫的父母已故，而我自己的父母已經退休，住在德文郡氣候宜人的託凱鎮。我們替兒子在學校註冊讓他們秋季入學，然後開始重新發掘我們的根。在國外的這段時間我們存了不少錢，兩個人都不用急著找工作。至少當時我們是這樣想的。
現實情況則截然不同。我們在國外的這段時間裡，英國已經變成了新工黨的“平靜不列顛”，幾乎沒有任何罷工，生活節奏大幅加快，普遍富裕的新景況是20世紀70年代不曾存在的。我們簡直不能相信東西有多貴，路上有多擠，要找個停車位有多難，因為如今購物已經成了英國人最喜歡的消遣。兒子們迫不及待地拋下我們，加入同齡人的團體。遊園會和村裡的板球賽成了老人的天地。名牌時裝和電子音樂是時下的流行，夜總會和主題酒館是最熱門的去處，尤其是那些通宵營業、衛星轉播世界運動大賽的地方。
“你有沒有感受到我們被遠遠拋在後面了？”在我們回來第一個星期接近尾聲時，薩姆悶悶不樂地問。當時我們兩個像退休的老夫婦一樣坐在陽臺上，看著馬兒在附近的草地上吃草。
“因為兒子？”
“不是，是我們的同儕。今天我跟賈克·威廉斯通電話”——那是我們住在里士滿時的老友——“他告訴我說，他昨天賣掉他名下的一家公司，賺了200萬。”他做了個怪表情。“我問他還剩下幾家公司，他說只剩兩家，但總共價值1000萬。他想知道我混得怎麼樣，所以我就漫天扯謊。”
我沒急著回答，納悶薩姆似乎從來沒想到過賈克跟他一樣是大幻想家，尤其是多年來賈克跟他在電話上吹擂了不少“賺大錢的生意”，卻始終沒有辦法抽出時間——或者湊出錢？——搭機來看我們。“你說了什麼？”
蛇之形2（2）
“說香港迴歸中國之前，我們在股市中大撈了一票，可以提早退休了。我還說我們打算在多塞特郡買棟有八間臥室的房子和一百畝地。”
“喔。”我用腳撥動幾叢長在陽臺裂縫中的草，這很符合這棟房子那種疏於照料的荒廢氛圍。“新開發區的一個磚頭盒子還比較有可能。我昨天去看了一個房地產中介的櫥窗，任何稍微有點規模的東西都遠超過我們的預算。像這樣的一棟房子差不多要30萬英鎊，這還不包括裝修費用。我們只能祈禱賈克不要來看我們。”
想到這讓薩姆更鬱悶。“要是我們有點頭腦，就會留著葛蘭姆路的房子。賈克說現在的價錢是我們1976年的十倍。我們是瘋了才會把它賣掉。如果想換棟合算的房子，得在房地產市場裡留下點籌碼才行。”
有時候我丈夫的記憶力真讓我絕望。他那古怪的選擇性記憶讓他記得過去每一次談判勝利的精確細節，卻堅持忘記我們住過的每一處地方餐具是放在廚房的哪裡。這有它的好處——很容易就能說服他說他搞錯了——但有時也會令我抓狂。最最起碼，他也應該記得安妮的死因判定之後，那段紛擾不安的日子……
“決定要離開的是我，”我冷冷地說；“就算我們落得要去住拖車我也不在乎，那個決定我永遠不會後悔。你也許可以繼續住在葛蘭姆路……我是絕對不可能的……至少那些電話開始之後就不可能。”
他緊張地瞄我。“我以為你已經把那些事都忘了。”
“沒有。”
馬兒不知什麼原因慢慢跑到草原的另一邊，也許它們的聽力已經好到可以聽出一個字眼裡的怒氣。我們沉默著看著它們，我敢打賭薩姆一定會和往常一樣避談我們生活中那段瀕臨離婚的日子。一兩分鐘後他轉移了話題。
“不過若純就財務來看，賈克說的可能沒錯。”他說。“如果我們保留那棟房子，把它租出去，那我們不但這些年都會有一筆收入，而且我們的資本還增加了十倍。”
“當時我們有貸款，”我告訴他；“所以那筆收入會直接拿去還錢，我們一毛也收不到。”
“但是賈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