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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宋美齡寫了一封致廖承志公開信，抬頭是：承志世侄。
信中說：“餘閱及世侄電函，本可一笑置之。”“若能敝帚自珍，幡然來歸，以承父志，澹泊改觀，養頤天年，或能予以參加建國工作之機會。倘執迷不醒，他日光復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決不必削髮，以淨餘劫，回頭是岸，願捫心自問。款款之誠，書不盡意。”
“吾人均已年屈垂暮，先人所繫之鈴，由吾兄解之，則上無愧於先人，下無累及子孫後代，對國家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利害去從決於一念，是非功罪定諸百年，吾兄明達，善自抉之。”
《美洲華僑日報》1982年11月2日發表馮玉祥之子馮洪志致蔣經國信，信中如是說。
頭兒不幹，咱大家幹
“咱大寨人能願意幹嗎？”
1982年底，曾頂了多年“農業學大寨”光環的山西省昔陽縣也實行了包產到戶。訊息傳到北京，曾貴為國務院副總理，已經賦閒的大寨標誌人物陳永貴憂心忡忡。他發出疑問：“咱大寨人能願意幹嗎？”
出乎他的意料，大寨的絕大多數群眾表示願意幹。他們說：“砸了大鍋飯，磨盤不推自己轉。頭兒不幹，咱大家幹。”
“廣東這樣發展下去不出三個月就得垮臺。”
1982年1月，中央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嚴打走私販私活動。2月，中央書記處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專題研究打擊走私販私問題。會議氣氛極其嚴肅，議題很快轉變成對開放的批判。有人說：“廣東這樣發展下去不出三個月就得垮臺。”有人說：“這場鬥爭是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還有人說：“寧可讓經濟上受損失，也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
主政廣東的任仲夷在壓力下被迫寫了平生的第一張檢討書。當年5月，他接受採訪時說：我們不排外，排外是不對的。但是我們要排汙。實行開放政策，也帶來一些新問題。“近水樓臺先得月”，但也會先汙染。盲目排外是錯誤的、愚蠢的；自覺排汙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汙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汙。
“過去，我們認為，把每件事都向上級彙報請示是對上的尊重。但是，現在我認識到，這樣做實際上是增加了他們的負擔，而沒有負起我們自己的責任。”
法新社1982年3月2日報道：中國總理在向人大常委會所作報告中建議，將部、委和直屬機關從98個精簡為52個，各部的正副部長將由117人減少到27人。總理強調說，機構改革在中國的行政機構中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但不是“革什麼人的命”。
香港《中報》在1月13日的社論中說：煤炭工業部有六位副部長因為年老辭職。他們說得好：既已力不從心，退休下來，讓位於後繼，才有利於事業。《人民日報》刊載出駐香港記者周毅之訪問合和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胡應湘的一篇特寫，胡應湘對周說，由於中國政府機構太龐大，層次太多，而且好像不管哪一級幹部都擁有“否決權”，這就給工作帶來很大的麻煩。
美國《華爾街日報》1月11日報道：北京將對臃腫的行政機構和低效率、沒完沒了的拖拉作風采取行動。一位中國官員說，“過去，我們認為，把每件事都向上級彙報請示是對上的尊重。但是，現在我認識到，這樣做實際上是增加了他們的負擔，而沒有負起我們自己的責任。”
“我們大家都堅信這麼一條真理：公道自在人心。讓黨心，軍心，民心，對我們每個人作再一次的鑑定吧。”
1982年9月13日，剛剛當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講話的結束語。
一呼就應，一倒就靈（1）
尋呼機
1983年9月，國內第一家尋呼臺由當時的上海郵電通訊開發服務公司建立，最初只有一個尋呼坐席。第一個尋呼訊號是從華僑商店的一間盥洗室內發出的。當時是為第五屆全運會在上海舉行而開通的尋呼服務，只有30多個使用者。這些使用者使用的是模擬訊號尋呼機，只能接受呼叫訊號，需要致電尋呼臺才能查詢到回電號碼。次年在廣州開通的數字尋呼臺，才解決了這個難題。
後來，尋呼機貢獻了一句流行語：有事Call我，也貢獻了一個笑料：在國外，尋呼機只有奶牛才用，掛在牛脖子上呼它們回牛棚。
當了和尚要撞鐘
“*應該長壽百歲！”
1983年11月15日，內地第一個赴港旅遊團從廣州出發，抵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