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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歲那年，她就開始頑強地自我教育，她的營養源只是爸爸的書房和與哥哥交談的碎片，還有倫敦圖書館而已，她不眠不休地寫作，不捨晝夜地閱讀，每寫完一部作品，她就要崩潰一次，在崩潰的間歇期她寫一些輕量級作品作為鬆弛動作，餘時她寫大量的日記用以觀察自己的下意識，她此生最大的娛樂是寫信，大概有幾千封之多，她參加有限的社交活動，也是為了帶上捕蝶網為她的小說收集人物和情節標本，她交友戀愛都必須經過文字這個介質，他們必須和她一樣是文字的信仰者——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像伍爾芙這樣，終其一生，從各個方向頑強地與文字發生關係，它們是她的傷口，也是止疼片，是她的寵物，也將她馴養。就像小王子的狐狸一樣“你對你的玫瑰所花費的時間，使得這朵玫瑰，對你變得那麼重要”。
她說百合是一種太蒼白的花（2）
可笑的是：這個連自己獨自上街買件衣服都會打哆嗦的神經質女人，居然常常被比喻成狼，她要是匹狼，也只是身著狼皮而已，伏在她貌似強勢的女權攻勢下的勇氣，只是一塊蓄電池，真正的勇氣電源來自於她身後的人，小時候是媽媽，未成年時是姐姐，最後這電源的終身接班人是她的丈夫倫納德。這個女人活在文學史上是個傲然的奇蹟，真要移植到你家客廳裡，只能是場不折不扣的災難：她會在做飯時把婚戒丟在豬油裡，還在參加舞會時把襯裙穿反，她的鋒利不過是“舌辣”，而不是“根辣”，而她的丈夫倫納德呢？他曾經在噩夢中把自己的拇指拔脫節了，這種“噩夢中的畜力”，看似優雅的伍爾芙身上一樣有，他們在某些地方是完全對稱的，在伍爾芙還很小，無法熟練使用語言暴力的時候，她就有一種陰鬱的能力，只要她一旦震怒，她的兄姐們立刻感到周圍氣溫陡降，頭頂飛過一團烏雲，恐懼壓頂。這兩股子畜力，有時是反向的，比如伍爾芙瘋病發作的時候，倫納德就得用自己的畜力去壓制她的，在她無恙的時候，這種畜力轉而成為一種遠景式的呵護，保護著她在生活中的低能，為此他搭上了他的青春、生育權，一根健全的神經。這一切，我想大於一個男人對妻室的愛意，它更是他對她文學天才的保護，對某種絕對事物的信仰，這種純正的反犬儒氣質，才是真正的布盧姆斯伯裡精神。
很多藝術家都有自我形象設計癖，並不是他們刻意撒謊，只是他們太熱衷於虛構，比如克里斯蒂，她喜歡把自己設計成一個素人作家，以寫作打發閒時的閒婦，但是任何人膽敢質疑她的作品，她立刻像母狼一樣，從窩裡兇悍地撲出去捍衛它們，還有弗裡達，她明明是1907年出生，可她在所有的官方履歷表上填的都是1910年，那是墨西哥大革命發生的一年，她覺得這有利於把自己塑造成“革命之女”，這種激越鮮亮的背景色，更能映襯她波瀾壯闊的政治思想。與她們的耽於自我戲劇化不同，伍爾芙的自我調節恰恰是反向的。她在行文時也是一樣，非常淡漠人物的戲劇特徵，卻很關心她們的精神構造。
1917年她認識了紐西蘭女作家曼斯菲爾德，基於對一種即將出現的新鮮文體——意識流文學的敏感與革新意識，她們彼此投契，又基於同樣的原因，她們彼此嫉恨，在交談甚歡的流沙之下，是伍爾芙比水泥地還結實的頑固勢利眼。她是個超級勢利眼，但卻是一種教養和智性的勢利，並不涉及對方的物質背景，這也是她全部的價值觀，這種勢利眼的證據頻頻出現在她六卷本的日記裡，關於曼斯菲爾德她寫道：“這女人是個商人的女兒，她穿著像*，談吐像婊子，身上有體味，像一隻剛剛賣過淫的麝鼠。”
還好，伍爾芙除了有一根多刺和不忠的舌頭，過於精密的頭腦，踩了油門就踩不住剎車的想象力之外，還有尚算健全的自省機制，她像一隻冰箱裡的表，低溫，精密，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的自我精確定位，她又在日記裡盤點了自己的靈魂，承認自己嫉妒曼斯菲爾德活潑自主、實驗性的生活方式，比她本人大得多的異性社交半徑，正負加減之後，賬面顯示的結果是中正的：（曼斯菲爾德）是一隻可愛的貓科動物，鎮靜，疏遠，獨來獨往。
甚至她的發瘋也是同樣質地的，這種發瘋的可怕之處也正在於此：她是在完全清醒的情況下發瘋，像是一個人隔著霧氣斑駁的玻璃窗，看著屋子裡的另外一個自我在發瘋，卻無法打破窗子把那個自我救出來。想一想，這個熱愛閱讀的女人，她甚至把不能閱讀都當作了她自殺的一個原因，如果她不停地發病，能閱讀的只餘下自己的瘋狂，會把她帶到一種怎樣的境界。如果她選擇放棄這種智性生活，不再寫和讀，做任何刺激智性的事，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