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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曼結束訪英，回到柏林的時候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樹葉正在變綠。和同樣被大蕭條蹂躪的倫敦相比，這個城市的情況看起來要好一些，市面上的商店裡多少有一點顧客，飯店和咖啡館裡面也不是空空如也。不過這座城市中瀰漫的火藥味也比倫敦要多，到處都是穿軍服的人。德國國防軍的擴充似乎緩和了德國的失業，從一月份到現在，有超過50萬德國青年應徵入伍，他們大多都是失業者——國防軍的這次擴充也是減少失業的一個手段，所以優先招募失業者。
不過柏林街頭這些穿軍服的人並不都是國防軍，還有許多是納粹衝鋒隊的成員。他們是根據希特勒和赫斯曼達成的《國家社會主義武裝黨衛隊計劃》，被從分散於各地的人民衝鋒隊中挑選出來的骨幹精銳。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和另外一些國防軍新兵一起，被集中到了波茨坦軍營和措森軍營，由國防軍派出的軍官進行訓練。在休假的日子裡，則成群結隊到柏林城內來遊覽。花掉一些薪水，給柏林城內蕭條的零售業和餐飲業帶來些生意。
50萬國防軍新兵和10萬武裝黨衛隊戰士加在一塊兒，大約減少了60萬失業者，讓德國的失業大軍人數驟然降低至200萬左右。
但是這60萬新兵需要開支的軍餉，卻是剛剛上臺的納粹黨-祖國人民黨聯合政府需要面對的第一個難題。
在1930年，德國的財政收入大約是96億馬克，比歷史上當然好得太多。但是因為《凱恩斯計劃》給德國政府帶來的債務太多，德國政府實際上的財務狀況比歷史上強得有限。
《凱恩斯計劃》到1930年還沒有完全停止，德國仍然再向法國、比利時、盧森堡和義大利支付煤炭、鋼鐵、飛機、汽車、機器等賠償品——讓政府承擔了龐大的利息支援。德國政府為了購買《凱恩斯計劃》所規定的賠償品，發行了一百多億面值的長期債券。到1930年雖然還不需要還本，但是卻必須每年付息，僅在1930年度就支付了近10億馬克的利息。
同時。德國軍隊的規模，哪怕在重整軍備之前。也比歷史上要多至少一倍，每年的軍費開支自然也多了將近5億馬克。
而德國的許多秘密戰備專案是放在波羅的共和國境內進行的。這就使得波羅的防衛軍的開支極大，是波羅的共和國無法負擔的。因此德國政府自1925年起，就每年向波羅的共和國提供至少5億馬克的援助。
從1923年就開始正式施行的“戰略物資儲備計劃”，漸漸也變成了個開銷很大的專案——從1928年蘇聯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蘇德合作的規模就進一步擴大。
每年輸往蘇聯的技術和裝置的價值都超過十五億馬克，由於採取了易貨貿易的形勢，從蘇聯輸入德國的原材料（主要是石油、農作物、木材、錳礦砂、銅礦砂、鉛鋅礦、毛皮等）同樣價值十幾億馬克——由於大量的蘇德合作專案合同都是在1928年（蘇聯一五起步之年）簽訂的。雙方易貨的結算價也在大蕭條前敲定。
因此大蕭條對蘇德合作的影響並不大，德國的技術和機器裝置仍然以大蕭條前的“高價”賣給蘇聯，而蘇聯用來付賬的各種資源也是按照大蕭條前的定價。理論上兩邊都不吃虧，可是德國政府卻成了“冤大頭”。
原來蘇聯支付給德國原材料都是先交付給經濟促進公司，然後一部分由經濟促進公司根據長期銷售合同交付給德國國內的公司，剩餘部分不論多少，都由德國政府按照事先確定的合同價格兜底，作為“國家戰略儲備”儲存起來。
可是大蕭條發生後，德國國內的原材料消費一年比一年少，許多和經濟促進公司簽訂採購合同的公司無力執行合同。出現了大量的違約。德國政府只能硬著頭皮出來兜底，將大量的蘇聯原料儲存，為此不僅要向經濟促進公司支付大量資金。還要另外掏錢修建倉庫。
另外，用易貨貿易的方法輸出機器裝置和武器並不只存在於蘇德之間。德國和義大利、日本、土耳其、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國和暹羅等國間，同樣存在著數量不等的易貨合作。同樣產生了許多讓政府兜底的“壞賬”。
而以上這些“額外”的開支加到一起，在1930年居然高達25億馬克，結果就讓德國的財政情況比歷史上的1930年代初好不了多少了。
現在突然多了60萬新兵，每年光是“人事費”起碼就要開銷六七億馬克。如果考慮到裝備、訓練和重建海軍、空軍的鉅額開銷，德國政府的財政恐怕砸鍋賣鐵都應付不了。
所以在希特勒上臺後的這些日子裡面，各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