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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保羅.陶德曼博士是德意志帝國駐中國的大使，在武漢和北京任職多年。不過在被派來中國之前，他還在日本任職五年，擔任駐神戶總領事和駐日大使助理、臨時代辦。在更早的1907-1914年間，他還在俄國擔任外交官。可以說，他的整個外交生涯，就是圍繞著俄國、日本和中國展開的。
因此從1939年初開始，他就成了協調蘇日關係的核心人物，頻繁往來於武漢-海參崴-東京三地。根據德國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的指示，他的任務是免除日本帝國南進的後顧之憂。
促成日本帝國南進一直以來都是赫斯曼東方政策的核心！因為赫斯曼從來沒有幻想過和美國和平共處。而要和美國開戰，自然少不了日本在太平洋方向上進行牽制。
為此，德國從1928年起就逐步和日本靠攏，展開了長達10年的日德經濟技術合作。而日德經濟技術合作的重點，則是增加日本帝國在海上和空中的武力。
而在經濟技術合作之外，協調日本和德國的另一個合作伙伴蘇聯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日本帝國南進的又一個重要手段。畢竟日本的國力有限，根本無法同時承擔北上、西進和南下三大任務。
而且，由於蘇德關係的地位在日德關係之上，一旦日蘇之間的矛盾升級為武裝衝突，德國將不得不站在蘇聯一邊。雖然德國不可能直接出兵去和日本作戰（在赫斯曼看來也無必要，因為日本陸軍根本打不過蘇聯紅軍），但是所有的日德合作專案都必須停止，這必將會嚴重影響日本未來的南下作戰。
但是這種協調政策到1939年初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煩，蘇日之間關係出現了急劇惡化的趨勢。
因此陶德曼這個德國駐中國的大使，就忙著在蘇日之間進行斡旋了。
不過還沒等到他的斡旋取得成功，希特勒和斯大林這對“社會主義的親密戰友”就在里加會面，隨後發表了《解放者宣言》。“宣言”雖然不是針對日本的，但還是在日本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也給陶德曼博士的斡旋帶來了不少麻煩。
從一架漢莎航空公司的容克52客機上下來，陶德曼博士就感到了日本方面的態度變化。
舷梯下面空空蕩蕩，沒有任何幾個日本高官前來迎接，只有德國駐日本大使狄克遜和德國駐日武官尤金.奧特上校，還有一位日本外務省負責東亞事務的局長石射豬太郎。他曾經在上海和武漢任職，和陶德曼是老相識。在1937年3月擔任外務省東亞局局長後，就成了日本方面具體負責蘇日協調的官員。
“這位豬太郎總算是來了。”陶德曼心想：“這說明日本人並沒有關上談判的大門。”
“豬太郎，”陶德曼快步上前，操著流利的日語，“能在這裡見到你真是太好了。”
他和豬太郎握了下手，後者則彎腰鞠躬，說：“大使先生，今天外務省有重要會議，大臣和次官都分不開身，只有在下比較空閒，所以就來機場迎接了。”
“哦，是這樣啊。”陶德曼哈哈笑了笑，彷彿毫不在意，又去和狄克遜大使、奧特上校握手寒暄。這兩位的臉色都頗為沉重，看來日本方面正在疏遠德國。
短暫的寒暄過後，陶德曼和尤金.奧特上校就上了一輛德國大使館的賓士w07轎車，而狄克遜大使則和石射豬太郎上了日本外務省派出的一輛日產70轎車。兩輛轎車一前一後，就往東京市區而去。
坐在轎車裡的陶德曼留心觀察了一下東京的情況，這座由大片低矮的木板房和少量西方式建築組成的日本帝國的首都，此時看起來非常繁華。街頭有不少汽車在行駛，這說明日本還沒有對汽油進行嚴厲的管制——這可能說明了日本尚未決定和蘇聯開戰。
“他們並不想打仗，是嗎？”陶德曼問身邊的奧特上校。
“大使先生，應該說他們還沒有準備好打仗。”尤金.奧特上校說。“局勢的變化太過劇烈，遠遠出乎了日本的預料。而且他們的陸軍準備不足，只有17個武器裝備相當於波蘭步兵師的師團和一些獨立的旅團，滿員率也不是很高，靠這些兵力很難取勝。
為此，日本軍方內部產生了激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認為應該趁著蘇聯在西線陷入戰爭的機會，擴大日本的利益，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目前發生的變動無損日本利益，因為對方已經保證了日本現有的權益不會受損，並且願意繼續提供廉價的煤炭、鐵礦石和有色金屬，而且數量將比過去更多，在這種情況下發動戰爭毫無必要，風險也難以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