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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自己什麼時候提點，沒想到餘柏林自己開始鑽研起來。
張嶽雖然自己精通五經，但他為了給餘柏林牽線，向餘柏林推薦了自己治其他經書的好友，讓餘柏林可以寫信向他們請教。
這讓餘柏林著書的準備更加如魚得水。
餘柏林請教的人之一，就是趙信的父親趙卿。
本經想來師徒相傳，父子相傳。趙信能得到詩經魁，趙卿自然是治詩經的大家。
趙卿本來對餘柏林就頗有好感，認為此子非常有靈氣，且他和其他人看法不同，他認為餘柏林不急不緩，有大智慧。
餘柏林向他請教《詩經》，他自然欣然同意。
經過來來回回的書信之後，趙卿把自己關在書房許久，然後拿著餘柏林的書信去找了趙老爺子。
兩人談論了許久，把趙信叫來。
趙信從書房出來之後，整個人都是飄忽著的，似乎受到挺大打擊。
而後趙信讀書更加勤奮，這是後話。
餘柏林經歷了幾月的沉澱，在春季結束之前，再也未接受任何邀請。待立夏之時，他終於有底氣動筆了。
按照餘柏林後世的觀點，注經共有三種層次。
第一種層次稱“訓詁”。用通俗的語言解釋詞義叫“訓”，用當代的話解釋古代的語言叫“詁”。這一層次是無限度的追求聖人本意，探尋聖人當時著書的真實用意；
第二種層次為“託古言志”，為理學一派所有。根據聖人之意，根據當今實際情況，進行發散；
第三種層次則是心學。即聖賢再有道理，那也只是聖賢的道理，不是我的道理。我只認同我的道理，用自己的想法注經，甚至與經書中聖人真意辯論。
即識之、用之、駁之。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餘柏林所在時空，研究四書五經的學者已經在第三種層次發揚光大。不只是研究儒學，其他學問，也多用這三種方式。
但目前而言，餘柏林只能進行道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對這個時代的人而言，太超前了。
孟子曾言：“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各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當今讀書人也秉承這個思想，道統傳承，自古以來，聖聖相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餘柏林自然也要遵循這個大潮流。
他可以在其中加入新穎的東西，加入後世之人的研究和見解，但他只能“用”，不能“駁”，不然就等著犯眾怒吧。
或許等他威望更重，年齡夠大的時候，能“大膽”一次。
打好腹稿之後，餘柏林開始動筆。他按照層層遞增來寫這本註釋。每一章節註釋，都先求聖人之意，然後抒發自己見解。每日若順利，能成兩三千字。有時需要去古書裡反覆求證，就只能寫百餘字而已。
《春秋》僅一萬八千餘字，加上餘柏林註釋所增字數，就算多個四五倍，也就四五萬字。一兩月時間，足夠成稿。
在這部書中，餘柏林用上了標點。
說起標點，餘柏林並未想到它會被讀書人接受的如此快。
按照後世的觀點，一直沒有標點問世，涉及方方面面複雜的原因，其中愚民一說最為盛行。
但事實上科舉盛行之後，寒門學子皆可讀書，讀書人越多，中的者越多，當地官員文德教化之功越大。除了少數奇葩王朝因以少數統治多數，必須禁錮人的思想之外，其他朝代對教育都十分推崇。
教育越興盛，人才越多，皇帝可用之人才越多。
只要不是“歪門邪說”挑動“反叛之心”，皇帝是樂意推廣教育的。
而餘柏林標點的推廣，卻不是因為皇帝要推廣教育，而是因為他寫在淺談中的一句話而已。
“吾不願後人曲解之。”
我不願意後人曲解我文章的意思。
要知道斷句不同文章意思完全不同，因此在作文之時，其實句與句之間是有空處的。那空處，就是標點。
這在寫文給別人看的時候所必須遵循的規則，不然別人怎麼知道你寫什麼？
若你科舉文章中無空處，考官怎麼知道你寫什麼意思？
若官文上沒有空處，誰知道你這官文下達了什麼指示？
只是印刷之時，因為印刷技術所致，句以句之間才沒有留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