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日本的非常罪與非常美:"下流"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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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發生某些改變，旨在改寫日共在國民心目中的固定形象的所謂“形象工程”（Image　Change）已成了從黨的領導人到機關報的常用語、關鍵詞。

早在近二十年前的“蘇東波”時期，日共就已經從黨章上刪除了“社會主義”、“先鋒黨”等表述，連“革命”的措辭也絕少使用，而代之以“透過市場經濟邁向社會主義”等“與時俱進”的委婉表達。特別是2009年8月眾院大選之後，鑑於黨的退潮傾向日益明朗化的現狀，新一代領導人志位和夫提出“在新的情勢下，我黨的真正價值正在經歷考驗”，從而打出了“建設性在野黨”的口號，以這種開放性的姿態謀求擴大與包括保守層在內的國民各階層的溝通，以期吸納、重建自民黨政權崩潰後自身的社會基礎。可以說，一種從革命的反對黨，到參與型的生活黨的轉型訴求越來越強烈。

而日共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變臉”，尤其是能否勝任*黨及未來的兩黨時代，社民黨也呈小黨化後抗衡保守政治的“中道左翼”的角色，取決於這種轉型之能否成功的因素甚大。

執政黨的錢袋子

政黨的活動經費，相當於血液，潤枯多寡取決於政黨的性質及其在政治江湖中的地位。在野黨不及執政黨，自不在話下；即使同為在野黨，差別也極大。譬如，公明黨有創價學會的宗教背景，本來財源就堪稱豐潤，同時對源自國庫的政黨交付金也來者不拒；與之相比，日共離政權最遠，對政黨交付金制度持嚴厲的批判態度，並始終拒絕申請，黨務經費幾乎完全依賴黨員繳納的黨費和機關刊物《赤旗》的發行收益，其捉襟見肘可想而知。

鑑於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而形成的特殊利權構造及其所帶來的弊端，早在1994年，作為政治改革措施的一環，當時的細川護熙內閣便實行了政黨交付金制度，目的是藉此補償來自企業、團體的政治獻金被限制後政黨活動經費的缺口，以鼓勵健全、陽光、合法的政黨活動，推進政治改革。按法律（《政黨助成法》）規定，凡擁有5名以上國會議員，或擁有1名國會議員，卻在最近的一次國政選舉中得票率在2％以上的政黨，可每年分四次（分別為4、7、10、12月）申請政黨交付金。其額度標準通常根據當年1月1日時清點的議員人數，或最近一次國政選舉的得票率來確定。但當眾院或參院選舉時，選舉結果當優先反映到交付額中。因此，此番眾院大選投票的翌日（8月31日），政黨交付額標準便被重新計算。

可以說，政權“變天”的最直接結果，是朝野換位，帶來了錢袋子的“倒掛”：據日《每日新聞》測算，在剛結束的大選中斬獲眾院總席位480席中308席的*黨，可望申請到億日元的政黨交付金，比選舉前淨增億日元，超過了自民黨支付額（2006年度的億日元），重新整理了該制度創設以來的最高紀錄。可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這個令，是財政預算令。公明黨亦可獲得億日元；而在眾院擁有9個席位、同樣有資格申請支付金的日共，照例質疑該制度的“違憲”性，拒絕“分贓”，未提交申請。

與財大氣粗，黨內派閥林立，派閥大佬憑藉自身實力，透過政、官、財的“鐵三角”構造“套現”，然後再向派內成員發放“份子錢”的前執政自民黨不同，*黨的財政八成以上須依賴政黨交付金。被看成“教父”的前黨代表、從自民黨脫胎出來的實力派領袖小澤一郎一不小心，按過去“約定俗成”的遊戲規則玩了一把，即遭輿論彈劾，秘書被捕，自己也被迫辭職，退居幕後。可見納稅人和輿論對政治獻金的監督之“苛刻”。*黨上臺之前，在財政預算捉襟見肘的情況下，為有效開展政治活動，對參選的候補議員實行變相的“月俸”制：從2004年起，對有志競選者以“調查委託費”的名義，每月發放22萬日元補貼。支取者原則上需對選舉區的狀況及自身的活動定期提交報告，但補貼本身也可充當生活費。雖然22萬日元，在日本是僅夠維持溫飽的基本生活費，但對那些既不屬於政治“世襲”，也不是企業經營者出身的青年政治精英來說，卻不無小補。有人已經到了不得不向父母借錢，甚至靠鄰居施捨蔬菜過活的地步。在日本競選，整日四處奔波，講演宣傳，幾個月下來，鞍馬勞頓，衣衫破損。據說，有位前財務省官僚出身的青年議員，當選後，才好容易添置了一套西裝，算是有了可出席國會的行頭。相形之下，那些口銜金匙、繼承了老爹的“地盤”（後援組織）和“提包”（資金）的“世襲”議員，真可謂得來全不費工夫：如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的公子、自民黨議員小泉進次郎，其競選資金的來自老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