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日本的非常罪與非常美:"下流"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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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即使在整個列島都被戰敗擊垮的時期，吉田的生活也依然未脫和式禮服、雪茄、手杖、高階坐騎的模式，這既是與生俱來的貴族趣味，也是其生命某種莊嚴的“形式感”。有個細節頗為形象地詮釋了這個骨子裡的自由主義者，其對自由主義的信仰徹底到了何種程度：1952年，在東京的一次講演會上，有個攝影記者沒完沒了地撳快門，講臺上的吉田被頻閃的鎂光燈弄得不勝其煩，終於忍不住端起水杯潑向記者，發怒道：“能不能懂點做人的尊嚴？！”觀眾席上響起一片掌聲。

另一方面，他又具有超常的審時度勢、見風使舵的能力，其精明、機敏的現實主義，甚至到了堪以“實用主義”來形容的地步。但恰恰因了以吉田為代表的戰敗初期日本政治掌舵者的這種準確判斷風向、權衡利弊得失、在動盪的國際政治格局中折衝尊俎、精確遊走的能力，才使處於東西冷戰夾縫中的日本，絕處逢生，佔盡先機，不僅用最短的時間實現了戰後復興，而且一路坐成了經濟大國和東亞第一個*國家。

興許有貴族血統的緣故，吉田是天皇制度的積極擁護者，對天皇自稱“臣茂”。但對共產主義，卻像對軍國主義一樣痛恨，不惜藉助佔領軍之手無情*，絕不手軟。1949年6月，日本國鐵舉行*，抗議解僱。美軍下令禁止*。吉田內閣向工人釋出充滿威脅意味的《警告書》，國鐵當局趁機公佈了首批被解僱的三萬多名工人名單。此時，國鐵總裁下山定則突然失蹤，隨後在常盤線五反野附近發現了其屍體。這等於給了吉田一個*共產黨的口實。他親自召見六大日報的社長，要求各報協助政府打擊日共勢力。於是各報紛紛報道了日共和工會謀害下山的訊息。不久，東京三鷹車站一輛無人駕駛的電車衝出車庫，造成4人死亡、12人重傷的事故。各大報紙立即報道，一致斷定為日共破壞所致。次日，9名日共幹部被捕。國鐵當局以政府為後盾，強行解僱約十萬名工人，工潮以失敗告終。從此，工運、社運走入低谷。

1946年，吉田上臺伊始的第一要務，就是負責牽頭“制定”新憲法。但眾所周知，被稱為“和平憲法”的日本現行憲法實際上是佔領軍當局強加的結果：吉田被告知“如不接受新憲法，將無法保障天皇的安全”，內閣幾乎沒有任何迴旋餘地，便屈辱地接受了這部“連文法都是英文”的憲法，並向全體國民頒佈。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吉田茂：現實主義掌舵者（3）

吉田最得意的手筆是《舊金山媾和條約》和《日美安保條約》的簽署，這兩個條約無不凝聚著資深外交官出身的吉田的心血。日本從國際法上終結二戰、恢復獨立的同時，關於“單獨媾和”，還是“全面媾和”，及是否應該置身西方自由主義陣營的問題，國內輿論一分為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辯論。吉田站在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場，力主與美國和西方國家“單獨媾和”，指責主張與包括蘇、中在內的所有國家“全面媾和”的左翼思想領袖、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為“曲學阿世”，據理力爭，寸步不讓。

這場大辯論幾乎使主流社會所有的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捲入，成為戰後日本社會思潮的分水嶺。在辯論正如火如荼的時候，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本來在論戰中就處於弱勢的“全面媾和”派完全喪失了戰略可能性，就此偃旗息鼓。

“單獨媾和”後來被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批判為“片面媾和”。但不容否認，日本的確佔盡了先機、便宜。為儘快實現媾和，唯恐夜長夢多的吉田於1950年12月致信美國務卿杜勒斯，明確表示日本將與臺灣國民黨當局重開邦交談判，而“無意與*政權締結雙邊關係”——這就是所謂的“吉田書簡”。但同時，他又將日臺條約僅限定在臺灣所控制的範圍，為日後與大陸發展關係留下了餘地。對臺灣：我承認你的正統地位，但大陸不歸你管；對大陸：想復交可以，但戰爭索賠免談——因為代表交戰國法統的“*”已然透過媾和放棄了索賠要求。一紙“單獨媾和”，使日本以低得可以忽略不計的成本，實現了與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陣營的媾和，在迅速復歸國際社會的同時，又牽制大陸和臺灣二十餘年，吉田的外交手腕不可謂不老辣。

作為和平主義者，吉田始終不渝、最大限度地抵制了來自美國的“重新武裝”的壓力。早在1950年，杜勒斯就代表美國政府向日本提出了重新武裝的要求。吉田反應冷淡，希望美澄清駐日美軍的規模與許可權。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壓力開始升級。但吉田認為，“重建日本經濟，需要投入相當多的國家財政，沒有更多餘力發展軍備”。如果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