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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言：“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承續（4）
摩羅，以及他的同伴，正是以這樣的姿態與方式，發言了。
首先要“追問前提”（這也是摩羅的命題），即對長期支配著人們（首先是自己）行為的，似乎具有天然合理性的，因而無須（也不容）置疑的前提性的觀念提出挑戰，追問其合理性。他問：“人究竟該為尊嚴活著，還是該為使命活著？”（《咀嚼恥辱·恥辱的心靈》）。他又問：“倘若一個生命的最高意義就是為國家犧牲自己，那這樣的國家究竟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是合道的還是非道的？是合德的還是非德的？是該享祭的還是該獻祭的？”（《什麼是寫作》）如摩羅自己所說，這是“從理所當然中看出荒謬，從司空見慣中感到驚訝”，這也是“重新估定價值”，要走出被神聖化了的虛妄。但卻要觸犯製造虛妄、並使其神聖化的利益集團的利益，更會觸怒習慣於虛妄，精神麻木的多數。因此，這覺醒者的追問，便先天地帶有悲愴的意味，這是我們在摩羅的文章時，可以時時感受到的。
所謂虛妄就因為違背常識（常理），“追問前提”其實就是要“回到常識”，摩*脆把他的（以及朋友們）要做的事，歸結為“言說常識，宣示常識”。這又是一個摩羅的命題，說的是大實話，卻讓人備感悲涼。因為我們今天（或者說半個世紀以來）所面臨的始終是“常識的淪喪”，我們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犧牲了那麼多的人，都是源於忘了常識，或有意地拋開常識，去另立什麼違背常識的“真理”。當年的魯迅，如今的摩羅們，費盡口舌，說的盡是常識。比如，人活在世上，“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革命是要人活，而不是要人死”（魯迅語）等等；比如，“人至上，人高於一切，人是直接目的，人是終極目的”（摩羅：《咀嚼恥辱·反叛非人》），等等。理論家或許會認為這些觀點毫無新意，且已落後，不夠“先鋒”，更可以列舉各種更為高明的新說；這些我都相信，但我認定的卻是一條：這些常識在中國真正落實，還會有諸多阻力，還要費很大的勁。只要現狀如此，摩羅的“言說常識，宣示常識”的命題就始終有意義。而且我相信摩羅的話：這仍然需要“人格力量，道德勇氣”，“認識了常識並且說出常識，與認識了常識而不說出常識，二者的區別決不在於說與不說，而在於人格境界和精神自由上有天壤之異”。也還是摩羅說的好：“在自由的時代，每一條常識都只是一個簡單的陳述句。可在某些特殊的狀況中，由於常識和事實本身一樣令人恐懼，說出常識往往成為一種壯舉。透過把微弱的呢喃，我感到一個強大的自我正在悄悄生長。這個自我不想淹沒於外部世界之中，而是要超越於外部世界之上”。
我們所面對的正是這新一代的“強大的自我”，他們熱切地追求個體的精神自由，同樣熱切地追求全人類的物質幸福與精神自由——他們早已宣佈，“只要還有一個人處於煎熬之中，就是我們全人類的恥辱”，“愛一切苦難的生靈，並和他們一起解除生存的煎熬”，這是“唯一的選擇”。作為本世紀精神界戰士譜系中的後來者，他們已經認定要與一切奴役人（使人非人化）的制度、思想、觀念作不妥協的反抗，他們深知自己所追求的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層的人性的需要與歷史的需要”，因此時刻準備著“戰鬥後的失敗”，並且正在磨鍊自己對“大孤獨、大誹謗”的承受力。他們當然有自己的弱點與不成熟之處，但正是他們自己在時刻無情地批判與反省著自己。在我看來，他們的真正力量與希望也正在這裡。——我從摩羅的思想隨筆中看到了這一切，自是感到十分的欣慰。我知道，還有更多的年輕人在作著不同於摩羅們的選擇，也自有自己的價值。在這世紀之末，有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在經歷了大絕望以後，又在進行新的思考，新的追求，新的探索，或者說，他們正在“從頭開始”。對此，應該給予關注，給予支援，這是我們這些經歷了無數的失敗、挫折，並已無力重新來過，又仍對未來中國與世界抱有希望的年長者，所應作與可作的“最後的工作”——我因此而欣然為摩羅的的第一本文集作序。
1998年 8月30日深夜12時寫畢於燕北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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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我們是需要自審的一代
（作者：摩羅）
從《恥辱者手記》到《中國站起來》有多遠？
1998年，《恥辱者手記》剛剛出版，在讀者中受歡迎的程度，頗出我的意料。往後的幾年，常有朋友向我打聽，哪裡能買到《恥辱者手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