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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個發現之後會怎樣呢?他只是覺得整個世界“都笑吟吟地睜著眼睛看我”,覺得“他們想要吃我了!”他的命運是每覺醒一層就多一層痛苦和恐懼,幾乎連掙扎的餘地都難於找到。狂人最後悟出自己難見“真的人”,我看他首先是難見他的異族兄弟。果戈裡筆下的狂人,他是按著自己的意願勇敢地行動著的。他不但大膽地向科長的女兒寫信傾訴心中的愛情,而且一夜之間把自己裝扮成堂皇莊嚴的西班牙國王,從而在精神上可以跟威蓋四方的俄國沙皇平起平坐。更早的時候,在塞萬提斯筆下所出現的那位西班牙騎士,那位瘋瘋癲癲的堂吉訶德,當他揮舞長劍向他所認定的罪惡衝鋒砍殺的時候,真是充滿了征服世界的豪情,他才是叫人揚眉吐氣的狂人英雄。可是魯迅筆下的狂人卻是一位如此安靜、如此自抑自囚的紳士。我們中國人連發狂也不能忘掉那有形無形的規範和束縛,連發狂也不能有一時片刻的張揚放肆和胡作非為,而只能做一個腳踏實地的、循規蹈距的、彬彬有禮的良民。他幾乎從來沒有想過要將自己的七情六慾表現出來、表達出來,面對滿世界的黑暗和罪惡,他只能靜靜地“研究他們如何擺佈我”。也就是說,雖然他在精神上有了覺醒,有了非凡的洞察力,可他依然只是一個等待著承受*和凌辱的乖孩子,連撕開臉皮吵鬧一通的力量都沒有。從這個狂人身上,我們不難體會到,長期以來我們民族所受到的壓抑是如何地深重,如何地難以解除,難以擺脫。
狂人無法滿足我們發洩的願望,並不是他個人缺乏激情或吝惜激情。我更願意承認,是因為狂人的環境過於嚴酷,才使得他無法瀟灑起來。前些年,布托的女兒從歐洲回到巴基斯坦,一下飛機就對記者說,她此次回國,是為了進行反對執政者哈克總統的政治活動,那風儀確實灑脫。可她的灑脫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端坐在總統寶座上的哈克先生既沒有派軍隊去掃蕩機場,也沒有派殺手去扎破布託女士的肝臟或心臟。遙想若干年前,一個名叫孫中山的中國人,為了喊出一句“驅除韃靼,恢復中華”的口號,竟然要先跑到異國他鄉才敢於張口。即使這樣,還是在萬水千山之外的倫敦身陷囹圄。中國人的這種認真勁兒,實在太出色了。在這樣的地方,要做一個英雄,那真是太不容易。我們深察了這樣一些國情,再為狂人想想,他除了躲在房子裡,一邊翻翻“陳年流水簿子”,一邊喃喃自語,輕聲唸叨幾句“吃人”之類,也實在難有更瀟灑的表現。即使他如我們所期待的那樣,做出更加強烈的破壞性行為,那也只能是先破壞了自己。狂人出於保護自己的本能,不想那樣做,我們是決沒有權利要求他一定要這樣做的。我們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而不應該要求別人怎樣怎樣。我們不會這樣去做,因為我們並沒有發狂。狂人也不敢做得更多,大約因為狂人也沒有真的發狂。照我的淺見,中國人只要屈居人下,是決不會發狂的。真正發狂的,是那端坐在金鑾殿上,把全國的人力財力都投入到修建長城和萬壽宮上去的人,和那分而投之──把人力投進監獄、把財力投進自己腰包的人。但這種人的這種行為,在中國不叫發狂,而叫英明決策。所以,名正言順的狂人,在中國是永遠不會出現的。
從《狂人日記》中讀出這一層,真叫人不寒而慄。中國生活對於生命的壓抑,已經遠遠超出了“控制”、“鉗制”使之無法衝動的狀態,而是進展到了使生命衝動本身不復存在的地步。中國人最傑出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創造了最嚴格最完備的奴隸規距。每個人都要按照這嚴格而又完備的奴隸規距來約束自己、來權衡自己的言行舉止。所謂理性,對於中國人來說就是對於奴隸規矩的認識能力、適應能力,和對於自我生命的調節能力、壓抑能力。狂人雖然頂著一個狂字,表面上也確實有點瘋瘋癲癲、語無倫次,實際上卻完全符合這一“理性”標準。在小說行進的整個過程中,狂人主要是在“萬分沉重,動彈不得”的小房裡,深切地反省自己、權衡環境。他的批判的鋒芒主要是指向自己的。即使是偶爾向外,也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跟人們講道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弱小地位,他只能在循奴隸之規、蹈奴隸之距的前提下,才敢嘗試著講幾句提醒的話。他內心充盈勸轉吃人者的責任感和希望未來者不要繼續吃人的善心。真正發自生命底部的非理性因素,比如膨脹自我橫掃天下的慾望、砸爛世界或者征服世界的野心、完全忘掉外部環境完全無所顧忌一任自由意志呼嘯猛進的放肆等等,都極其稀薄甚至一點也找不到。這樣,狂人的反叛就不帶有一絲惡魔的氣質和猙獰的面目,他只是一個彬彬有禮的反叛者。狂人的反叛方式體現了十足的中國精神和中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