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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七：前進
6月中旬，作協總務科代我買了去黑龍江哈爾濱的火車軟席臥鋪，並且特地選了一位轉業軍人陪同去，他也坐軟臥。這可真是特殊的照顧。只是我不理解，為什麼車票錢全要我自己支付呢？按常規，犯人應該由主管司法公安出錢，“解差”的旅費，更不應該由我這個“犯人”來支付。
之八：介紹信
到###拿介紹信，卻寫著“撤銷職務，取消級別，保留作協理事名義，下去體驗生活從事創作。可從事創作，就不給工資。如參加工作可以重新評級評薪……”為什麼這麼變？沒有人向我解釋。
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夠刨作，誰能批准哪個刊物能發表我的作品？又有誰膽敢照常例支付我稿費呢？我只能靠陳明的每月28元錢的生活費生活了。
我下決心，什麼也不說，不問，帶著這張“通行證”，壯膽下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總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樣光明磊落地生活……
“向左村”（1）
陳明向到來的丁玲描述：汽車在一米多深的雪中碾開一條道，就像在原始的冰山雪谷中行走。我們這些拿筆桿子的人，幾天就在亙古荒原上親手搭起了馬架棚子。
王震將軍向“右派”們訓話：一個人右了，怕什麼？還可以變左嘛！你們這個新居民點就取名叫“向左村”。
丁玲決定去北大荒，作協的負責同志和她商量：“你名氣太大，下去是不是改個名字方便一些？”丁玲果斷地謝絕說：“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丁玲就是丁玲。”
1958年的北大荒下了幾場大雪，冰雪荒原，積雪深達一米多。春暖花開，積雪融化，對於等著開墾的荒原來說，等於下了一場春播時節的及時雨。這年6月，丁玲帶著簡單的行李和一大箱書，由一位轉業軍人陪同，從北京出發，第一站到哈爾濱。在黑龍江省文聯的一間會議室裡，第一個來接待她的是文聯主席延澤民。延澤民是陝北人，講一口陝北話，丁玲一聽這口音，就感到分外親切。他緊握著丁玲的手自我介紹說：“我叫延澤民，曾在延安黨校三部同陳明一起學習過。”接著。他又問：“你怎麼也來了？”
丁玲回答：“是我自己要求來的，我希望到北大荒來。”
稍事休息，延澤民就派人安排丁玲的住宿，不湊巧，南崗國際旅行社已經客滿，陪同人便驅車去道里，讓丁玲住進了馬迪爾旅館。丁玲在這座俄羅斯風格的建築中，百感交集。這不就是1949年她出國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路過哈爾濱時曾住過的豪華旅館嗎？再仔細打量，就連現在住的房間，也正巧是9年前她住過的那間。歷史真會開玩笑。延澤民來了，邀丁玲在哈爾濱多待幾天。此時，她哪有閒情逸致。只休息了兩天，就乘火車前往密山。
丁玲到達密山車站是凌晨6點鐘。雖然是6月，北大荒清晨的寒氣，仍然冷冽刺骨。
離機關上班時間還有好幾個小時，丁玲漫步從車站走出來，擠在人流中。她突然感到心跳了：“該不會有人認出我來吧？我的臉上不是打上了‘金印’嗎？”很快她就發現，她的擔心是多餘的。擦肩而過的人群，都親親熱熱，說說笑笑，好像都是老戰友，完全像戰爭艱苦年代在部隊上一樣，為了一個目的，從四面八方走到一起來。她的一顆滾燙的心，又回到人民火熱的熔爐中來了。
她不安地等待著去會見王震同志。
1936年12月，她隨###同志從保安到定邊的前線指揮所，在那裡認識了王震同志。她一進窯洞，就聽到一口湖南腔大聲嚷道：“聽說來了個女作家，歡迎！歡迎！”但現在，就要在這革命勝利的土地上，在這向荒原進軍的“前線指揮所”裡，去會見鐵道兵司令兼國家農墾部部長王震，而且是來到他的治下接受勞動改造的。“尊敬的將軍，將用怎樣的態度對待我呢？現在我成了革命的敵人，我是階下囚。我將怎樣和他開始談話呢？”丁玲的心潮不安地翻滾著。從“五四”時期就勇於披荊斬棘，面對一切艱難險阻毫不退縮的丁玲，此時此刻，真的感到有些膽怯了。這是一種蒙受不白之冤，而又不容分辯洗刷而產生的難言的膽怯。
上班的時間到了，她來到密山農墾局的一間辦公室。她聽到一陣腳步聲，夾雜著高聲的朗笑，朝辦公室走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