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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與孩子（5）
母親們對於培養自己的女兒負有更重大的責任，因為國家透過延遲女性的公共教育而拋棄了她們，或是將她們委託給教會照料，這是一個具有制度性影響的決定，從青春期開始，肉體和心靈之間產生了微妙的分離。母親將她們的女兒帶入這個世界，神父則引領她們通往道德和上帝的道路。毫無疑問，這麼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永遠延續女性保守的、可紀念的角色。母親們有一項最為重要的任務：把女兒嫁出去。根據當時的信件，波特…布吉對她們為了達成這一目標而進行的狂熱努力，勾畫出了一個神經兮兮但卻並不誇張的形象，舞會、宴會、鋼琴課以及刺繡都是這其中的一部分。在鄉村家庭中，嫁妝是婚姻債券的物質具體化和象徵符號。艾格尼絲？菲恩對法國西南部進行了研究，突出顯示了“母女關係這一漫長曆史”的文化和情感內涵。
由於與兒子相比，女兒們與她們的母親要更為親近，也更為依賴母親，因此對於母親的缺失或逝去，她們承受的苦楚也會更多。這種苦楚對於家中的大女兒來說尤為嚴酷，她通常會是代替母親位置的人選。私人日記有時可以作為母親不在的一種補償，就如同我們在卡羅琳？布拉姆身上所看到的。
從城鎮到鄉村，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日常關係有著巨大的區別。農村地區並不鼓勵人們去展示慈愛的一面。社會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差別有著重要的影響。對於權威和自我顯示的不同理念影響到了個人在自身言行上的選擇。在家族內部，我們發現了相互對立的趨勢。身體的姿態和感情的表達受到了比以往更為嚴密的控制，只有婦女和窮人才被允許在疼痛和孤獨時掉淚。孩子們的語言錯誤和不良姿態都要受到糾正；他們被告知，要筆直而坐、規矩而食，等等。另一方面，父母和孩子間的情感交流得到了容忍，甚至被渴望，至少在中產階級家庭中是這樣的。在許多場合，撫愛被視作是合時宜並對幼小身體的成長髮育有好處的。卡羅琳？布拉姆在父親去世後，儘管很有節制、不失端莊，但仍嘆息再也得不到他撫愛的溫暖了。埃德蒙？阿波特1860年前後在希臘旅行時，對於雅典人在私人生活中相對於法國人的溫情所表現出的冷酷作出過評論。
另一個親密的跡象就是家族中“你”的稱呼，這在父母與孩子之間已變得非常普遍。勒古韋讚許地評論道：“在過去，人們只在與他們的傭人交談時使用主語的‘你’，而不會與孩子們使用主語的‘你’。而今天，情況恰好調過來了。”在《19世紀的父親與孩子》中，我們讀到：“主語的‘你’應該在與孩子的交往中有規律地使用，以便可以不時地在孩子身上使用賓語的‘你’，作為不滿的一種表示。”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喬治？桑德會對其祖母以賓語的“你”稱呼她如此敏感。
不僅是喬治？桑德，還有一些像勒古韋這樣的自由主義教育家，都堅決地反對肉體懲罰。桑德寫道：“古老的方法令我恐懼，我想，如果我這樣打他們的話，我會（比孩子們）哭得更大聲。”但現實又是怎樣的呢？這裡體現出的社會差異也許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要記住，在一個已然瞭解並廢棄了封建制度的社會里，肉體懲罰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是醜行的終極標誌。
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甚至要比貴族家庭中的孩子更不易捱打。儘管仍然可以到處看到手執棍棒嚴厲的人，但是有越來越多不贊同的聲音傳遞了出來。在宣稱強制執行軍事紀律的初中和法國的國立高等學校或某些公立中等學校，棍棒是少不了的。喬治？桑德面對亨利四世公立學校的代理人時，因恐懼而戰慄發抖，“一個絕對權威的兇猛擁護者……他會授權一個睿智的父親去命令他的黑人僕從在整個班級面前抽打他的兒子，班級裡的人會按照級別排成隊見證這一景觀，而他們都被這因為最輕微的不從而受到的嚴厲懲罰嚇壞了。”然而，逐漸地，青少年們開始反抗此類的體罰方式，就像1832年波德萊爾和他在里昂的夥伴們做的那樣，他們的家庭則進行了抗議。這種抗議的聲音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寄宿學校在他們的宣傳冊中釋出廣告說他們不使用肉體懲罰。國家也進行了干預，再三釋出公告提醒教師和其他人“絕對不能打孩子”。1838年，一份類似的公告進入了精神病院，1834年和1851年則頒佈了其他兩份與小學有關的公告。有些地方的法規甚至更加嚴厲。簽署日期為1881年1月6日的一份規章宣稱：“嚴格禁止任何形式的肉體懲罰。”體罰曾被視為訓練和約束身體的方法，一項對肉體懲罰發展程序的研究，顯示了其他一些旨在獲得規則的內在化紀律形式是如何取代這些更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