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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18世紀90年代和19世紀初人們的私人感情，我們能瞭解到的非常有限。這也表明了當時人們重視的首先是革命程序，其次是對國家的建設，只不過，每個人的形式不同而已。兒子們被送去打仗；牧師被驅逐；教堂被挪作非宗教的用途，然後又得到恢復；被拍賣的土地因移居國外的家庭的返鄉而被購回；結婚的慶祝方式多種多樣；離婚也成為一種可能。甚至個人的名字也受到了影響，特別是在1793年和1794年，孩子們經常被取名叫布魯圖、米修斯－斯卡弗拉、佩裡克勒斯、馬拉和熱瑪貝，甚至是納瓦特、貝特拉夫和梅西德瑞斯。與女孩相比，男孩子更容易被起一個革命者的名字，而且這種狀況在非婚生和被拋棄的孩子身上更常見。1794年後以革命者的名字來取名的風氣很快就過時了，不過到了19世紀，偶爾還會有叫普拉熱爾、埃皮克埃－戴莫克拉蒂或者瑪麗－利伯蒂（意為革命、*和自由）的。個人的名字成為公眾傳統的承載者。
對革命事件的關注也可以從普通人的書信和自傳短篇中看出來。一個巴黎的玻璃工雅克－路易？梅納特拉在他的日記中描寫了他在革命中的親身經歷。雖然日記是他自己創作的，但他經常使用熱月黨領導者的語言：“法國人呼吸的都是鮮血……羅伯斯庇爾的國民會議只不過是控告者的賊窩，這些帶有報復心的人試圖摧毀一個黨派，然後另建一個新的。”巴黎的書商尼古拉？呂安特在給他哥哥的信中詳細描繪了巴黎反反覆覆運動和國家的政治，而幾乎沒有涉及其他內容。上述兩個人都只是偶爾才寫到他們的家庭生活。當呂安特唯一的兒子死了以後，他中斷了書信的寫作，隨後他是這樣來解釋自己的沉默的：“高燒，要不就是醫生奪走了我們最親的人。現在，我們為什麼而生活？”梅納特拉講述了他女兒的離婚和再婚，他希望女兒能忘掉第一個野獸丈夫所帶來的痛苦和不幸。在1795年的那場苦難中，他自豪地說：“我現在過得很好。我們根本沒有感受到饑荒的存在……我們有很好的食物。”
那些生活更加可憐的人幾乎沒有留下講述他們私人生活故事的東西。除了1747年之外，1794年、1804年和1814年的死亡率是最高的。在充滿危機的年份，自殺的人數也是最多的。在1789年至1801年之間，這個數字在不斷地上升，到1812年達到了最高點。在拿破崙時期，巴黎每年有150人自殺，而幾乎所有的人的自殺方式都選擇了跳入塞納河。在自殺的人之中，男性是女性的三倍。毫無疑問，這是因為天主教教義的禁條對婦女更有約束力。巴黎的自殺者並不是那些想在首都結束他們不幸時光的無業遊民，他們只是落魄的人，看到生存狀況會變得更差，因此承受不了而已。他們留下的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能讓親戚、朋友和鄰居來辨認屍體的證明物。實際上，我們對於他們的內心情感並不瞭解，只知道他們寧願死在塞納河的泥水中也不願意去繼續奮鬥。
薩德侯爵的革命（1）
在描述革命中的私人生活時，我們通常要用到社會史的數字和來自少數上層人士的直接證明。這些上層人士偶爾會寫下他們個人的想法。我們對於大多數人的個人經歷知之甚少。士兵在帳篷裡時、罪犯在牢房裡時、激進分子的妻子在做飯時、*在街上行走或者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入睡時，他們都在想些什麼？我們甚至不知道瞬間的個人意識是否對革命年代的人們意味著很多。但這裡有一個個人感覺不能被忽視的極端例子——薩德侯爵的個人意識。薩德研究的是性的外部限制，這是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在許多方面，他的研究還為現代意識做了很好的定義。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在1785年到1800年之間寫成。這是不是一種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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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納西安－阿爾方斯－弗朗西斯？德？薩德的早年生活並沒有預示著他會成為《朱斯蒂娜》、《客廳中的哲學》和《索德梅的120天》的作者。像許多年輕貴族和顯赫家庭的未來首腦人物一樣，他在加入皇家陸軍之前是在路易－勒格朗受的教育。在23歲時，他結了婚，幾個月後他就被關進了樊尚，隨後開始因長期的*行為而不斷入獄。在1778年到1790年間，他在樊尚和巴士底度過了11年，1801年後他被永久地關進了監獄。雖然是貴族後裔，但他還是設法從巴黎的革命中倖存下來，在1794年入獄前他寫過劇本，甚至還為一個革命官員服務過。
在1789年前，薩德是一個聲名狼藉的浪子，在大革命中，由於他的著作，他變得更加臭名昭著了。他的《朱斯蒂娜》自1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