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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說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誇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麼的成績,也否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清醒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到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後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攤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這時毛主席指我說,‘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
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轉,《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
對於毛澤東說宣傳上要轉,不轉就變成國民黨《中央日報》的意見。劉少奇說:‘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轉,而是要逐步轉。’
1959年3月第二次鄭州會以
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颳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採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麼?這樣下去,一定垮臺!
我代表1000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那裡告狀!
4月29日 上海會議
釋出了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閒時半乾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