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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思言時代（3）
我們完全自己掏腰包，*、辦刊物，第一期《思與言》的費用是我預支《文星》出版社的兩千塊稿費。我們當時定下的規矩是，每一期輪流主編，不許延期。一年四期，後來變成兩期，每一年兩個執行編輯，輪流出，完全不問外面要錢，自己掏腰包。
《思與言》的發刊詞、思言社的主張大綱都是我草擬初稿，提請大會決定。我們第一次成立大會，來了二十多個人，都是中堅分子，是當時三十來歲的各大學教授。國民黨一看慌了。第二次大會，一下進來四十多人，進來的都是國民黨有關教授，我們是開放的團體，不能拒絕有意入會的人。好在我們沒有不可告人的事。這個雜誌今天還在，還是一年兩期，還在繼續出，變成了介紹新知的刊物。
這件事，後來卻變成我的罪狀。宋時選是蔣經國的親表弟，那時是青年救國團的主任秘書，青年救國團是蔣經國的組織。1960年代晚期，特務找我的罪名，蔣經國不相信我有問題，就讓宋時選查明。宋時選兩次要求跟我談話，我不能不讓他來。宋先生告訴我：他們認為李敖不可怕，文章罵人；許倬雲可怕，文章不罵人，組織能力特別強，一聲號召，幾十個人跟著走，這個人太可怕了。這是他們打報告的人說上去的話。所以，他們要擋住許倬雲。
宋時選問我究竟想幹什麼，我回答：思言社是搞費邊社，想透過學術討論，理性地為國家找條出路。費邊社是英國工黨的祖先，費邊社和工會運動有關係，和所謂空想社會主義也有淵源，宗旨是以*的過程，和緩地推行社會福利。*在英國待過，可是*主義在英國沒有什麼市場，原因是英國很快就有一批工會主義者，後來衍生出費邊主義，主張經過議會政治，建設社會福利國家。今天西歐各國都是經過議會的社會福利國家。費邊社的理想今天慢慢在實現。我今天還是如此想：社會應有公平，但不能以暴易暴，用破壞性特強的革命，來達到社會公平的目的。
蔣經國
“中央研究院”是“總統府”直屬單位，凡是學術涉外事項，王世傑院長自己不願辦，就讓我去辦。1960年代時，蔣介石已經把權力交給兒子了，王世傑不願意跟蔣介石談話，也不願意跟蔣經國談話，他跟蔣介石鬧翻了，又覺得蔣經國是小輩，不願意屈尊見蔣經國。據道理就派我們總幹事去辦，當時總幹事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園，王世傑說涉外事項不用李亦園管，由我來代表他。所以，我這個光頭副研究員，去和“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打交道，怪不怪？後來蔣經國的位置逐步升高，從“總政治部主任”逐步升“副部長”，“部長”，“行政院院長”，我還是跟他打交道，反正王世傑派我去了。這也有好處，後來特務單位攻訐我很厲害，特務報告都到蔣經國桌子上了，蔣經國說：“這個人我常常接觸，他不是你們講的那樣。”
老實講，我佩服蔣經國。這個人在蘇俄的管轄之下，讀了蘇俄的許多書，對蘇俄共產黨裡的虛虛實實很清楚。但是，他是託派，被斯大林打擊的物件，託派主張世界革命，也還儲存了幾分真正左派為人民服務以及社會主義的精神。所以，他被貶到西伯利亞的工廠裡，從小工做起，做到副廠長。他太太是女工。他一箇中國青年，在西伯利亞工廠裡可以組織報紙，組織小集團。斯大林很氣他，又不敢殺他，因為殺了他，會得罪蔣介石。後來，他回到中國，其實還有不少社會主義的思想成分，自由*思想是沒有的，可是有為人民服務的觀念。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五章 思言時代（4）
蔣經國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聰明，他跟你講話，兩手交握，眼睛看著你，不插嘴，聽了一段，問：“還有呢？”他有時候會反駁：“我不是這麼想，我有不同的意見。我跟你講吧……”他講不同的意見反駁我，可反駁中他也聽我的意見。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討論的問題相當雜，他問我：美國的社會，工會的力量，*制度好處在哪裡，壞處在哪裡； *的意義，自由的意義。關於*、黨外運動，我們也談過話，我解釋：一個水壩，拼命往上築高，壩堤一決，水一衝擊，誰也受不了。壩降低，水流緩下來，鬆弛堤後面的壓力，這個是好事情。
至於海峽兩岸的事情，開放老兵探親，是他自己的主意。這一招相當高明，一方面開放臺灣內部的黨禁，一方面跟大陸重新建立聯絡。蔣經國開放報禁、黨禁，可是頑固分子跟特務一次一次上呈，請他同意抓人和阻擋，他卻不籤。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