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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長新聞
我在赴臺灣之前，曾向許先生請教過好幾回。有一次，許先生說：“你可以先去找找幾個報人，會大有幫助。臺灣有兩個政論家，一個是張作錦，一個是南方朔。張作錦和我交誼很深，他的文章不僅文筆好，而且找的題材也好，切入角度更好，能直接從一個別人想不到的角度切進去。南方朔相當淵博，書讀得不少。高希均是事業家，他的組織能力很強，辦雜誌相當能幹，文章則在經濟方面。”
我到了臺北的第二天中午，便由張作錦先生引見，和高希均先生共進午餐。和兩位先生一席話，使我對臺灣文化界的情況有了更深的瞭解。幾天後，我坐在南方朔先生家裡，聽他針砭時事，評點人物。南方朔說：“‘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在臺灣是我最早引進的。美國有個教授在聖地亞哥教書，他的名字叫雅各比（Russell Jacoby），是他最早提出公共知識分子。很多人講這個詞，卻不懂他的書真正的脈絡。他認為古代知識分子除了會講幾個基本原則，什麼都不懂，這種知識分子隨著時代改變不行了，將來的知識分子談的問題一定不能有烏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視。所以，他提出兩個名詞，一個是烏托邦知識分子，一個是現在各國都存在的只看小問題的知識分子——近視眼知識分子。這兩個都不對。烏托邦知識分子會給社會造成重大災難，近視眼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基本結構看不到，所以需要實事求是、知識很廣泛的公共知識分子。”南方朔也痛罵現在臺灣和大陸學術界的人忙著去應酬，開座談會，不太有時間搞學問。“在美國，當一個教授，兩三年就要寫一本書，人家很用功。我現在讀國外的書，多數是教授寫的書，美國出版界有個情況是中國人不瞭解的，美國每年出書大概五萬種，裡面有百分之十五是教授寫的書，了不起。”
在聽到這些話時，我更加明白許先生推薦我去訪問他們的緣故。
許先生人生中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報章雜誌寫文章。在1970年代，他有五六年花了大力氣寫時論文章。他回憶：“為什麼《聯合報》、《中國時報》兩邊都找我？因為我寫文章不辣，讓人抓不著毛病，但是我的要點是開放，是自由。我的文章出來不會得罪人，國民黨看了也無可奈何。”
“幾十年來了，我等於是半個記者。尤其在臺灣的改革開放時期，我花了很大力氣參與改革開放的輿論鼓吹工作。兩大報做主體，我、楊國樞、胡佛等人，整個隊伍大概有二三十個人，大概我是其中寫得最多的人之一。張作錦他們碰到哪個課題，第一個讓我衝關，但是，這篇文章後面跟著其他幾篇文章，一波又一波地推動*開放。這用餘紀忠先生的話叫‘頂天花板’，天花板在那裡，要找個人頂開天花板。我的文章寫得委婉、溫和，是《大公報》的調子。《大公報》的文章寫得溫和，不激烈化。所以，餘紀忠先生常常派我去做‘頂天花板’的工作，若干文章用社論的名義發，不是用我的名字發的，我都沒收進書裡。”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小 引（4）
許先生在臺灣三民書局出版的“江水系列”叢書，書名都帶一個“江”字：《倚杖聽江聲》、《江渚候潮汐》、《江心現明月》、《江口望海潮》。許先生說：“我寫亂七八糟的小東西，可以分成幾類：政論、社論、時論、文論。書名都是‘江’字，和《萬古江河》呼應，中國文化中的潮流，一步步走，最後走到江口來了。”
我說：“您的‘江水系列’中，很多文章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的讀後感是有特定的歷史意義，記錄了您當時對臺灣政治與社會的想法。”許先生說：“對，是時代的反映。書裡有些時論，今天看來沒意思，但擺在一起看，可以看出臺灣近代發展的線索來。如果你將那些時論按照年代排下來，看得更清楚。單從序文裡，就看得出思想改變的路程。這工作，參加過的人很多，我沒有全時間地留在這個圈子裡面。餘外，我還是照寫我的專業文章，不會把自己溶淡掉。”
我說：“您的文集裡有那麼多種文類，這在純然學者裡面並不多見。”許先生說：“我興趣廣泛。到了後來，我不甘於只是做學術性的工作，我願意讓多種興趣自由發展。但是，我最大的精力還是放在學術工作上。可是在為臺灣的*開放的工作上，我的確花了很多時間。”
我頗感興趣：“在美國，大學者為《紐約時報》等報刊寫文章的例子多嗎？”許先生有些黯然：“很少。克魯格曼是經濟學家，他為《紐約時報》寫經濟專欄，餘外，大學者當然沒有怎麼在報紙上寫東西。在美國基本上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