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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趙頊還是沒有徹底廢除三司，也沒有將三省六部制貫徹到底，這令不少大臣是松得一口氣。
其實無論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都不太贊成這麼幹，他們認為這麼幹，效率會更慢，而且會失去對皇帝的制衡。
是一個部門權力大，還是三個部門權力大，這都不用去想。
至於趙頊為什麼沒有跨出這一步，大家其實是心照不宣，可不是因為他們願不願意，而是因為那場旱災，令趙頊心生忌憚。
而國家戰略方針的轉變，也可以說在某一種程度上，為朝堂上的黨爭在降溫。
因為這個戰略，顯然是更符合保守派的理念，但是革新派也沒有去拼命反對的，因為這個內政就還是以王安石的新政為主，可不是說將新政給廢除。
就不像歷史記載的那樣，王安石主政期間，是將保守派全部趕出朝野，不管他們的建議對與不對，絕不採納，反之亦然，保守派上臺後，直接將新政全部廢除，不管好與不好，必須全部廢除。
變成一個零和博弈。
而導致這情況的改變，就是在於現在朝中出現第三股力量，也就是公檢法。
公檢法原本是屬於保守派的，但是隨著政法分離，導致革新派中和保守派中，都有一部分人是堅決反對公檢法。
這就直接打破了黨爭的界限，雙方出現一個非常明確的共識。
此外，公檢法掌控的是審判權，強調的是公平，是對權力的制衡。
蘇軾提到的紙幣問題，其實就反應出，這黨爭是在弱化，要是以前的話，就是拼命反對，堅決不讓王安石發。
而現在蘇軾是在問，公檢法如何制衡。
公檢法是將兩邊都給卡住，現在司馬光也不擔心，你王安石會亂來，王安石也不擔心，自己的政策會被人故意破壞。
一山不容二虎，但如今是三權爭霸，就變成合縱連橫的遊戲，不可能達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當然，公檢法也無法徹底消除黨爭，只能說在這一時刻減緩了這種現象。
雖然關於官制改革的這一道詔令，是今年趙頊下達的最後一道詔令，但趙頊沒有就此休假，因為還有一件事，未有給出答案。
就是那部《臨時法》。
之所以一直等到現在，就是因為趙頊想給張斐多一點時間去看，而張斐也是趙頊今年召見的最後一個大臣。
“關於那部《臨時法》，你可看過了？”趙頊問道。
張斐訕訕笑道：“不瞞陛下，我還只是大概看了一遍，不過我一直都有參與，故此也算是比較清楚。”
趙頊點點頭，也沒有跟他計較，“其實這期間，幾乎每天都有人上書朕，不希望朕透過這一部《臨時法》。”
張斐立刻問道：“可是因為那八議制度？”
趙頊點點頭。
這“八議制度”可謂是整個封建法的核心，名曰：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
屬名例律。
親”指皇室一定範圍的親屬；“故”指皇帝的某些故舊；“賢”指朝廷認為“有大德行”的賢人君子；“能”指“有大才業”，能整軍旅、蒞政事，為帝王之輔佐、人倫之師範者；“功”指“有大功勳”者；“貴”指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指“有大勤勞”者；“賓”指“承先代之後為國賓者”。
唯有“十惡”不赦。
其餘的罪行，秉持的原則就是“大罪必議，小罪必赦”。
人們常常說得“刑不上士大夫”的主要依據，就是出自這條律例，這也是繼承唐律疏議的，並非是傳聞中那塊太祖立下的石碑。
也正是這條律例，維護了整個封建統治階級。
然而，在這一部《臨時法》中，富弼將八議制度從名例律中刪除，歸於赦免法案中，也就是說但凡涉及到八議範圍，其中的刑事處罰，是必須交予皇帝批示。
權貴們計較的就是這一點。
因為皇帝可以赦免，但他也可以不赦，到底法律不再保障他們的特權，這就打破了刑不上士大夫或者刑不上權貴的原則。
可也有部分大臣認為，這將保障他們不會被皇帝任意懲罰，許多清廉的官員就認為這將有利於他們。
故此才能夠在立法大會上透過。
張斐道：“我覺得富公在疏議上，寫得已經是非常明確，我也非常贊同，法制之法捍衛的是君主、國家、百姓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