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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的是散文寫作，而不是公關，我的授課物件不是學公關的而是學新聞的）。我想，如果我以一個在諸多崗位上辛勤工作的員工，而不是以短期合同工的面貌出現，會更加有吸引力。當然，一個教師應該比一個自由職業者更有資格吧。但是，我選擇的這個特殊職業可能使我的簡歷被立即打入冷宮。可是我是到了求職的最後階段，才從G·J·梅耶的《憂鬱的經理人》一書中瞭解到，“學術汙點”是可能完全摧毀一份以公司為基礎的事業的。①
難以變動的那些個人特質，比如年齡，可能也對我不利。我的簡歷顯示，我40剛過一點。但是，即使相對年輕的身份也可能令許多潛在僱主敬而遠之。商業記者吉爾·安德烈斯基·弗雷瑟警告我說，一個40多歲的女人是不太可能被聘用的，除非有人要找一個“大媽型的秘書”。和許多其他人一樣，凱瑟琳·紐曼也報道過企業對僱員的年齡歧視。她引用一位華爾街經理人的話為例：“僱主們認為（如果你已經超過40歲）你的思想已經落伍；過了50歲（他們認為）你的可用資源已經被壓榨殆盡了。”然而，現在越來越多五十五六歲或更老的人還在工作或還在尋找工作，部分原因是退休金減少。勞工部估計，到2012年，55歲以上人群將從2002年佔全部勞動人數的14％上升到19％。
選擇，還是放棄（7）
另外一個劣勢是因為我所處情況完全出於虛構。一個正常的求職者會有一大堆關係，如在先前的職位上認識的人以及公司世界中的社會關係，一旦遭遇失業就可以拿出來求助。顯然，我不可能要求我的朋友們幫助我喬裝潛入到他們的公司裡，或者期望他們以自己的信譽向其他公司擔保。比起許多求職者，在這個陌生的環境裡，我更加孤立，需要自己去開闢出一些新的關係。
但是，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我花錢僱用職業教練，我廣泛遊歷，積極參加各種聯誼活動以及經理人求職訓練課程；我徹底改變形象，試圖把我向來生硬的個性軟化為更“易接近”和“具團隊精神”的形象（雖然並不那麼成功）；我不惜整天在電腦和電話前面虛擲光陰；我至少讀了一打教授如何交際、面試和自我推銷之類的書籍。的確，我還可以再花4 000美元找個麥卡錫這樣的公司來為我進行進一步的改進和包裝，並把我加入它的交際聯絡名單。但無論如何，我已然花費6 000多美元，用來聘請各種各樣的職業教練，遊歷全國，參加培訓和交際課程，購買書籍，並且在職位公告板上購買“精英”和“要客”位置。如果非要說說還有什麼完全不同的求職途徑，好像我遇到的那些求職者沒有一個知道。
正是因為存在著如此之多時運不濟的求職者，而他們中的許多人遠遠要比我獲得成功的可能性大，這才使我相信，自己的求職努力可能並非那麼差勁。我遇到的大多數人都比我有優勢，他們比我年輕，對這個企業世界和它的期待了如指掌，而且他們擁有相對來說沒有空檔期的簡歷。他們中的許多人，曾經管理龐大的團隊，執掌大筆的資金，從頭到尾醞釀和執行重要的專案—有些人甚至剛剛受到極度的讚譽，要求他們收拾東西走人的通知就如晴空霹靂一般來臨了。跟我一樣，他們也利用職位公告板和聯絡組，也參加各種經理人“過渡期”課程講座。我猜想，事實上他們在把求職變成一個在家辦公的全職工作方面，比我更加訓練有素。但是，幾個月下來，他們並不比我離哪份工作職位更近。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已然成功了。或許我沒有能夠跨進企業界的門檻，至少我體驗到了最痛苦、最不穩定的白領生活。對這樣一個世界，我思想上毫無準備。我想，對於我所碰上的其他那些求職者來說，也是出乎意料的。
像我和我那些“求友”這樣的美國中產階級，從小就被灌輸老派的清教徒理想：辛勤工作可以換來物質上的富足和安全。對於勞工階級來說，這一點從來就是虛假的，他們大多數人辛辛苦苦幹了一輩子，所得到的工資收入比起他們付出的努力，根本不值一提。現在的社會學家也普遍承認，對於支撐起我們企業官僚機構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來說，這一美好的理想也變得越來越不真實了。正如社會學家羅伯特·傑卡爾所總結的，“成敗似乎與一個人的成就沒有什麼關聯了”。我在求職過程中所遇到的那些失業者，有一些是大批裁員的無辜犧牲品，另一些被請出公司時實際上正在他們的職業道路上穩步前進。我在ExecuNet課程上認識的保羅告訴我，他被選為解僱物件的原因恰恰是有人反映他先前工作的收入過高。利厄·蓋利說，她從上一份工作下崗前不久，剛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