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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琴，你不會是警察吧？”阿容忽然這樣問道，看上去神情嚴肅。
“我怎麼可能是警察！”佩琴答道，“我從雲南插隊回來就一直在四海飯店工作。我們飯店是國營的，一直虧損。我們大廚還說呢，應該與時俱進改革經營。你能給我們點建議嗎？”
這話不假，阿容也許真的能幫到四海飯店。只是佩琴並不希望看到自己工作了多年的飯店也跟三陪小姐扯上關係。
“我跟你說啊，佩琴，”阿容說道，“喬春燕前陣子可能碰上什麼事兒了。她死前三四天吧，有個傢伙孤身一人去明河飯店，看起來不像是那種來買春的人。喬春燕去勾搭他來著，不過那晚倒沒出什麼事兒。”
“那人長啥樣？”
“他不像是那種暴發戶，要不我也記不住。怎麼說呢，他看上去像個紳士，中等個頭。哦，對了，好像還戴了一副茶色眼鏡。不過不是那種太陽鏡。反正很少有人會在大冬天戴那麼個眼鏡。”阿容比畫著。
“事後喬春燕跟你說什麼了嗎？”
“沒，她回來的時候都半夜了。那晚她陪了個老主顧。”
“她平時用手機嗎？”
“據我所知她不用手機，她住處好像也沒電話。我每次聯絡她，都要打電話給她三樓的鄰居。那個電話號碼很少有人知道。”說到這裡，阿容笑了笑，“我想我該去梳妝打扮一下了，晚上還要工作呢。沒準我就穿個紅旗袍去，多性感啊。”
十二
清晨，一個碩大的包裹送到了陳超的家中。是局裡發來的，裡面裝著許多報紙和近期的調查報告，以及於光明調查那位翁先生時錄的磁帶。
陳超本來打算今天看一些宋代和明代小說，看來計劃又泡湯了。他只得打起十二分精神，開始閱讀於光明提供的材料。
桌上的茶是昨晚上沏的，早就涼透了。一般人不喝隔夜茶，但陳超是個例外。
沒過一會兒，又來了一個包裹。這是從上海圖書館送來的，主要是一些心理學書籍。
陳超在大學時代就對弗洛伊德和榮格的文藝評論頗感興趣。讓他感到欣慰的是，發現自己依然能理解那些艱澀的心理學名詞。比如說此刻映入腦海之中的“集體無意識”這個詞。他忽然意識到，在之前讀過的那些愛情故事中，結尾處之所以會出現那些讓人不爽的轉折，正是這個“集體無意識”在起作用。
或許在紅色旗袍殺人案背後，也有它的影子吧。
新中國成立之後許多年間，人們都不願承認心理疾病的存在。甚至有人認為，只要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就不會染上任何身心疾病。如果有人承認得了心理疾病，就得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心理學在當時被稱為偽科學。在實踐中也不存在心理分析，即便有心理醫生，也沒人會去看。因為，自己口中的心理問題，在旁人看來就很可能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直到改革開放之後，心理學才恢復了其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得到重新發展。不過多數人對於心理疾病之類的話題，還是唯恐避之不及。
即便在公安局裡，大家也大都覺得心理分析什麼的就是旁門左道，不堪大用。於光明也是如此，他對心理學一向持保留意見。在他看來，這些洋玩意兒最多也就在撰寫結案卷宗的時候能起點作用，在破案過程中是用不上的。
陳超開始認真地閱讀他送來的調查報告。
於光明和廖國昌之間的合作並不愉快。除了兩組人馬素來不合之外，廖國昌對於光明專注於調查田陌的做法也並不贊同。他覺得自己的刑偵隊已經把這方面的東西查個底兒掉了。在廖國昌看來，這兇手就是個瘋子，隨便選擇襲擊物件，如果糾結於為他的行為找出一個解釋，那簡直是在浪費時間。
但這就像是下圍棋一般，經驗老到的棋手會本能地抓住棋盤上的任何一個機會。即便是邊路上幾枚看似毫無意義的閒子，也可能成為扭轉全域性勝敗的決定性因素。於警官是一位直覺敏銳的圍棋手。而這敏銳的直覺也總能讓他在辦案時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第一次在賓館與翁先生交談之後，於光明沿著這一方向繼續著他的調查。他查了翁先生可能去過的地方，包括機場。出入境日期上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卻在翁先生的海關出入境申請表中得到了一個意外收穫——婚姻狀況一欄上，明白地寫著“已婚”。於是便有了他和翁先生的第二次談話。
陳超把局裡送來的磁帶放進錄音機，直接快進到文字記錄中於光明問及翁先生與田陌關係的地方。
……
翁：我第一次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