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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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拍攝那張照片時應該已經年過八旬了。她放下書，看著照片上這位老人。如果有幸能請教他這樣的專家該多好啊，佩琴心想。

快到晚飯時間了，電話鈴聲響起。是陳超打來的。聽到佩琴說於光明還沒下班，他似乎有些遺憾。

“我們家老於最近挺忙的，總是很晚才回來。別管他了，你的論文寫得怎樣了？”佩琴問道。

“還可以，慢慢來唄。這種時候不在局裡，我挺不好意思的。不過對我來說，要想嘗試點兒不一樣的東西，這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了。你怎麼樣？”陳超道。

“我倒不怎麼忙。只是在讀一些書。大家都在談論紅旗袍的事，我覺得我也應該查點兒資料什麼的。”

“你又打算助老於一臂之力了吧，發現什麼有意思的沒？”

“現在還沒有。我剛開始讀一本關於中國服飾史的書，書的作者也是個大作家呢。”

“難不成是沈文昌？”陳超問道。

“你也知道他？”

“當然，那可是著名學者。最近新拍了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呢。”

“我沒看過你說的這個紀錄片。哦，對了，我買了一張《意外收穫》的影碟，知道你挺喜歡那部原著小說。老於跟我提過你在外灘公園的那些事。”

“謝謝你，佩琴。你想得真周到，我巴不得現在就看看這部電影。”陳超說道，“那就這樣，等老於到家讓他給我回個電話，哦，還有啊，讓他方便的時候把那張影碟捎給我。”

七

清晨，陳超從混沌之中醒來，彷彿還沉浸在思索之中。

市中心區已經發現了第二具屍體，而各大媒體已如初夏鳴蟬一般喋喋不休。他覺得自己應該做點兒什麼。就算是為了於光明和曉紅，他也得做點兒什麼。在他們的幫助下，他才能一步不落地瞭解案情的進展，好在那位牢騷滿腹的廖隊長面前擠出燦爛的笑容。

然而在看過同事們查到的線索後，陳超覺得自己很難比他們取得更多進展，至少在現在這種半工半讀的“兼職”狀態下是如此。論文目前依然佔用他很多精力。辦案與寫論文類似，只有全神貫注才能找到靈感。

想到這裡，陳超嘴裡一陣發苦，於是他決定去刷牙。可正在刷得起勁的時候，他突然想到了佩琴的思路。他曾與那位中國服飾史權威沈老先生有過一面之緣。

這位沈文昌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是一名詩人，主要創作後來很流行的意象派詩歌。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在上海博物館謀了個差事，公開宣告說自己曾經創作的詩歌都是糟粕，隨後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去了。在五十年代中期那種緊張的政治氣氛中，這不失為一種明哲保身的好辦法。如道家所云，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由於他突然從文壇上消失了，他所謂的“資產階級文人”身份居然沒被六十年代中期那些年輕的“紅衛兵”們發現，從而免遭侮辱和迫害。到了八十年代，攜其在中國古代服飾史上的卓越建樹，這位沈老先生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之中。他的著作被翻譯成數種外國文字，而他本人也成了“國際知名權威學者”。此時的文壇充斥著各種新生面孔，已經沒人記得他曾經的詩人身份了。

若不是曾經在與一位英國漢學家的會面中談到這位沈老先生，陳超大概也記不得他了。那位漢學家對沈文昌早年的文學作品讚不絕口。陳超對一首沈文昌早年的小詩印象深刻：

懷孕了，他妻子因為將誕生的孩子充滿幸福，

這會是一個上海孩子，

她想，輕撫乳房上綻現的淡青色經脈，彷彿像——

他多年前離開的那天，

故鄉的山巒映襯著白雲，他的老祖母，

邁著小腳，跌跌撞撞地趕出來，把一團土塞進他手裡，欷殻�擔�

“這——（一條殘缺的蚯蚓正從土塊中蠕動出來）會給你帶來好運。”

作為作家協會的執行會員，陳超將這首詩記下，收進了再版的《沈文昌詩集》中。再版這部詩集並不容易。沈老先生不願提及曾經的詩歌創作經歷，彷彿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而那些出版單位因害怕經濟損失也有所猶豫。不過最終詩集還是得以再版，成了瀰漫於這座城市的集體懷舊情緒中的一部分。能夠重新發掘出這樣一位屬於舊時代的詩歌天才，人們感到非常欣慰。一位年輕的評論家撰文稱，美國意象派詩人們得益於中國古典詩詞；而同樣被稱做意象派詩人的沈文昌，事實上是在恢復古代詩歌創作傳統。這篇評論文章得到許多新民族主義者的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