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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你應該聽說過當年那些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大專院校裡的所作所為吧？”向子龍頓了一下，似乎在等待陳超的回應，“在那個時代，他們自稱代表正確的政治立場。我們學校也來了一夥，他們打著對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的名義無惡不作。我們這些老師很快給那些人的頭目起了個外號，叫‘革命行動同志’。為什麼呢？因為那傢伙到處跟人宣揚他的那些‘革命行動’。其實他乾的無非就是批鬥、毆打、咒罵我們這些所謂的‘階級敵人’。可我們這些教書匠除了背後給他起個外號，還能做些什麼呢。”
“那梅老師是他‘革命行動’的物件嗎？”
“嗯，他一直在找梅老師‘談心’。有人說他找女老師談心的時候都是關著門的。不過說句公道話，我倒沒看出他有什麼不軌舉動。他每次找梅老師‘談心’時間都不長，而且門也不是一直關著的。梅老師見到他就像耗子見了貓一般。我意思是說，她一直盡全力想避開那個傢伙。”
“您也在替他擔心吧？告訴過她嗎？”
“沒有，當年隨便懷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可是犯罪啊，”向子龍苦笑道，“後來發生了一件事，不是在學校，而是在她家。不知道誰在明府牆上用粉筆寫上了一串反革命標語。當時有十幾家‘革命群眾’住在那兒，但居委會卻堅稱這是階級敵人的‘又一次瘋狂反撲’。有個鄰居指認說曾經看到梅老師的兒子手裡拿著粉筆，還有人說梅老師是事件的‘幕後黑手’。於是居委會派人來我們學校，與‘革命行動同志’碰頭。他們組成了一個聯合調查組，對梅老師的兒子進行了單獨隔離審查。什麼隔離審查啊，根本就是把孩子鎖到小黑屋裡，不認罪就不放出來。”
“這也太過分了，”陳超說道，“隔離審查的時候他們虐待孩子了嗎？”
“審查組具體幹了些什麼我也不知道。那個‘革命行動同志’一直在她家附近活動。不過梅老師倒是沒被隔離審查，她每天還是來學校上班，只是看起來愁眉不展的。有一天下午，她光著身子從閣樓跑出來，跌下樓梯，當場就摔死了。有人說她失心瘋了，有人說她當時正在洗澡，因為孩子回家太過激動。”
“就是說她兒子是那天被釋放的？”
“沒錯，那天下午回去的。可是他剛到閣樓門口就轉身跑下樓梯。按照他們家鄰居的說法，梅老師當時就跑出來追她兒子。”
“這說不過去啊，即便小男孩兒撞見自己母親在洗澡，也不至於那樣跑吧。再說梅老師也不至於就光著身子跑出來。”陳超皺起眉頭。
“她太愛自己的兒子了，可能是兒子回家帶來的喜悅讓她不能自己吧。”向子龍嘆了口氣。
“關於她的死，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人怎麼說？”
“他們說那是一場意外，僅此而已。”
“難道當時沒人對她的死提出疑問嗎？”
“沒有。當時我也在受批鬥，罪名是‘用西方靡靡之音毒害青年學生’。說實話我那時都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向子龍說道，“‘文化大革命’之後，我曾經去‘革命行動同志’工作的工廠瞭解情況，可他卻從來都不提當年每天在梅老師家附近轉悠的事。他是宣傳隊領導，應該在我們學校工作，而不是每天都去梅老師家附近轉悠。那他到底去幹什麼了？我也不敢確定，因為我沒有真憑實據，再說我實在不想在梅老師的痛苦上再添一筆。不過我聽說那個‘革命行動同志’最後沒得好，遭了許多災禍，被工廠開除，也被懲罰了。”
“等一下，您記得那個‘革命行動同志’的姓名嗎？”陳超問道。
“忘了。不過我可以找找看。你打算調查他嗎？”
“他還有什麼不同尋常之處嗎？”
“還真有。‘文化大革命’時期，通常派駐某學校的宣傳隊都是由同一家工廠的工人組成的。但是來我們學校的卻不一樣，‘革命行動同志’和他手下的隊員來自不同的兩個工廠。”
“這的確很奇怪，”陳超拿出本子和筆，“他是哪個工廠的？”
“上海第三鍊鋼廠。”
“當時他多大年紀？”
“三十八九、四十出頭吧。”
“好的，我會去調查的。”陳超說道。不過，不論這個“革命行動同志”做過些什麼，他如今也得六十多歲了。可是按照於光明提供的情報，百樂門監控錄影裡那個人大概也就三十多歲，“梅老師的後事是怎麼辦的？”
“說到這事兒我就很生氣！我本想給她送個花圈什麼的，說實話我也應該這麼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