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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討厭分析受害人了，”郎喬一噘嘴，在嘴唇和鼻子下面架了根筆，“有時候受害人是平白無故就被傷害，我心裡就得有好長時間想不通這件事，你說憑什麼呢？憑什麼好好的人，就因為運氣不好，就得落一個那樣的下場？憑什麼努力生活的人，辛辛苦苦多少年，最後會被一個無端冒出來的人渣匆匆收尾呢？可是如果受害人本身不無辜，或者乾脆就罪有應得，我又覺得他是活該，我們替他查兇手反而好像是在助紂為虐，我……哎呀！”
駱聞舟把檔案捲成紙筒，照著她的後腦勺來了一下，敲碎了郎喬的長篇大論。
郎喬抱著後腦勺：“你又打我幹什麼，我說的這都是人之常情，警察也是人！”
駱聞舟：“工資要不要領？”
郎喬：“……要。”
“要就好好幹你的活，哪來那麼多感言？”駱聞舟單手拽過一張白板，在那額頭上有個小月牙疤的少年照片下面，寫下了“何忠義，男，十八歲，送貨員，h省人”等基本資訊。
然後他藉著身高優勢，從小白板上方放出了目光，透過辦公室明淨的玻璃窗，看了一眼在外面陪著何母的費渡。
何母不知是不是聽誰亂說了些什麼，對市局釋放張東來感到非常絕望，彷彿認定了自己即將求告無門，哭得要崩潰，幾乎無法直立行走，是被費渡架回來的。
也許是本能地抓一根救命稻草，也或許是認定了費渡同張東來他們是一夥的，所以“不能讓他跑了”，何母在腦子裡一片空白的時候，下意識地緊緊拽住了費渡的衣角。
費渡戲劇性地被迫留下，於是才有了窗外這一幕。
費渡畢竟是個年輕男人，想要強行甩開這不到他胸口高的病秧子女人也容易，然而出乎意料的，他並沒有發作，只是靜靜地陪著這個又老又醜的女人坐著。
此時，何母已經從筋疲力盡的崩潰中回過神來，恢復了些許神智，駱聞舟看見費渡拉著她一隻手，俯下/身，正小聲和她交談著什麼，不知道他用了什麼花言巧語，何母居然慢慢平靜下來，甚至能偶爾點頭搖頭做出回應。
“馬小偉放出來了嗎？”駱聞舟看著窗外問。
陶然放下電話：“沒有，分局那邊給我的訊息說，馬小偉在他們那毒癮發作，民警從他住處裡搜出了不少散裝毒品，所以順便拘留了。”
駱聞舟：“咱們能把人叫來問問嗎？”
陶然一聳肩：“不行，說是他狀態非常不穩定，萬一出點什麼事，分局擔不起責任，實在要問的話，讓咱們派人去分局問。”
王洪亮似乎打定了主意，絕不讓他們單獨接觸馬小偉，為此，他給了那少年博物館文物的待遇——只准別人隔著窗戶看，想帶走，沒門。
這時，刑偵大隊裡兩個刑警走進來，抬著一個紙箱子：“老大，我們把何忠義的私人物品都拿回來了，查完正好還給家屬，可能有用得著的東西。”
何忠義的私人物品不多，有幾件衣服——大多是送貨點統一發給員工的那種工作服——部分很基礎的生活日用品，不捨得扔的手機包裝盒還有一本日記。
說是日記，其實沒什麼內容，基本是賬本和備忘錄。
除了做送貨員，何忠義應該還會時常做一些短期兼職臨時工，總有零散的小筆收入，東拼西湊起來，他的月收入能趕上個小白領了。
賬本記得很細，連買早點兩塊五這種都在裡面，駱聞舟翻了幾頁，忽然一頓：“當時貼在死者頭上的那張紙條長什麼樣，給我看看。”
旁邊立刻有人翻出那張特寫照片遞給他。
只見那“錢”字寫得歪歪扭扭，是種其貌不揚的“孩兒體”，右邊的鉤很大，快要佔據整個字的半壁江山，顯得十分不協調——正和何忠義賬本上的“錢”字寫法如出一轍。
“這個字是死者自己的筆跡。”陶然一愣，“慢著，我記得何忠義當天晚上出現在承光公館的時候，手裡是拎著個牛皮紙袋的，難道那個袋裡夾了紙條？那牛皮紙袋後來不見了，裡面有什麼？”
駱聞舟一目十行地掃過何忠義的筆記本：“有沒有可能是現金？你們看這裡。”
窗外，費渡深以為然地點點頭：“看病花的這筆錢確實不少，不過他當時才剛到燕城吧，剛開始工作，哪來那麼多錢？”
何母啞著嗓子小聲說：“說是跟公家預支的工資。”
“公家？”費渡不太熟悉這個詞，微微一愣才反應過來，“您是指他打工的地方？”
何母身體不好，是個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