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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義九點十分左右，在‘南平大道東’這一站坐上34路，34路大約二十幾分鍾後到達‘文昌路口’站，何忠義下車，文昌路口附近的監控拍到了他一個背影，幾分鐘以後他走出監控範圍，追蹤不到了。”
駱聞舟從小在燕城長大，一聽地名就明白大概位置。
“文昌路”位於花市區中央商圈東南方——也就是說，死者離開承光公館之後，非但沒有回家，還往反方向走得更遠了。
“我現在就在文昌路口，”陶然舉著手機，在嘈雜的交通噪音裡大聲說，“所以至少九點到九點半之間這段時間裡，何忠義不在西區，當時周圍老百姓聽到的吵鬧聲和命案也沒有關係。馬小偉太冤了，王洪亮幹什麼要急急忙忙地抓他？不知道的還以為是警察殺了人，要找人頂罪呢。”
“駱隊。”這時，一個刑警跑過來，塞給駱聞舟一堆材料，“法醫那邊的同事們把報告傳過來了，推斷死者何忠義的死亡時間大約在二十日晚上九點到十點之間。”
“九點到十點之間，”駱聞舟接過來翻了翻，沒回答陶然的疑問，“按照這個結論，何忠義下車之後不久遇害的可能性很大。”
陶然大概是找到了一個安靜的地方，電話裡的雜音小多了：“九點左右，承光公館裡的飯局正好結束，張東來從室內出來，第一次被院裡的監控拍到臉。當時他在院裡逗留了一會，隨後重新回到室內，九點四十五分，院裡的監控又拍到了他，他跟一個女孩出來說了會話，然後相攜去了小樹林。”
駱聞舟嘆了口氣:“我看張少爺這行程安排得實在緊鑼密鼓，應該忙得沒空殺人。”
“如果他沒有雙胞胎，那張東來的嫌疑確實可以洗清了，咱們是不是得放人了？”
駱聞舟不置可否，只問：“你還查到了什麼？”
“還有一份通訊記錄，”陶然說，“我跟你說，這件事很奇怪——死者在承光公館外圍等人的時候不是打了一通電話嗎？我從他室友那拿到了他的號碼，去查了一下他的通訊記錄。二十號晚上，何忠義曾經幾次與一個沒有登記過的號碼透過話。”
“唔？”駱聞舟一挑眉，“奇怪在哪？我們之前不就推斷死者和兇手應該認識嗎？”
陶然說：“奇怪的不是這幾通電話――那天晚上九點五十左右，何忠義的手機上收到了一條簡訊，來自另一個難以追溯的黑號，內容是‘結賬地點改在金三角空地，五月二十日’——你說這是什麼意思？結賬？結什麼賬？跟誰結？‘金三角’空地又是什麼？我總覺得這個名字有點……”
駱聞舟突然開口打斷他：“先不管這個，文昌路那邊是老城區的核心地段，人很多，九點多也不算晚，你帶幾個兄弟在附近轉著問問，看是不是能有見過他的。”
陶然一愣，還沒來得及說什麼，駱聞舟那邊已經急急忙忙地掛了電話。他忍不住對著自己的手機皺了眉——之前，陶然以為王洪亮只是一隻單純的么蛾子，就想推諉責任和尸位素餐，因此要防著他幹出出圈亂紀的事阻撓調查，最好能找個由頭把他捅下來。
而直到這時，陶然才隱約意識到，這件案子裡恐怕並不只有政治。
市局刑偵大隊行動非常利索，不到一個小時之後，刑警們全部就位，兵分四路，開始拿著死者何忠義清晰近照到處打聽。
這種工作通常是刑警們的日常活動之一，不得不做，極其漫長無聊，痛苦程度大約和在路邊發傳單不相上下，他們得把一樣的話跟無數人解釋無數遍，能不能排查出蛛絲馬跡，卻還是都得拼運氣。
因為人眼不是監控攝像，不可能把每一個經過的人都留存。
而這個城市太大了，所有人都在早出晚歸的洪流中週而復始——鄰里之間大多隻是點頭之交，公共交通工具上只有一大片低著的頭，人們透過巴掌大的螢幕，可以能圍觀大洋彼岸的鬧劇，窺探南北極上的奇聞，參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內所有大小熱門事件的討論，每時每秒都忙碌非凡，當然無暇記住一個衣著不合時宜的小小打工仔。
因為他實在太普通、太無趣了，並不值得一顧，也並不值得被短暫地存在誰的記憶裡。
不論死生。
這一次，警方的運氣用盡了，陶然他們頭頂太陽，一直把太陽嘰裡咕嚕地頂下了山，依然一無所獲。
“副隊，我們那邊都說沒見過。”
“陶副，我們走訪的是西邊那條路，把沿街店鋪裡的監控挨個調出來看的，你猜怎麼著——沒有。”
“有個老頭說他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