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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北大學風？我覺得系裡的一大批老先生，我們的教師，他們的道德文章，就是具體的北大品格所在。不然，這個未名湖校園本來是燕京大學的所在地，憑什麼會得沙灘紅樓的人氣、文氣呢？1978年入校的我們有福了。雖然我們已經不能如四五十年代的學長一樣，有幸聆聽到那麼多前輩的聲音，但這批“國寶”一部分還健在，我們是最後一批聽到他們教誨的學生了。我們進校時，沉鍾社的劇作家、五四火燒趙家樓的先鋒楊晦先生還是中文系主任，等畢業時系主任才是王瑤先生的同學季鎮淮先生。畢業照相，還有楊晦、王力、朱德熙、周祖謨、林庚各位先生前來正襟危坐。吳組緗先生那天去社科院講課，結果沒有和我們留下合影，是學生的終生憾事。吳先生在系裡聲望高，他既是我們心儀的三十年代小說家，又是著名學者、研究《紅樓夢》、《儒林外史》的專家。他也以嚴格聞名。系裡流傳他和王瑤先生討論學位論文的字數，吳先生說只需寫一萬字，寫多了誰看？他的名言之一是：說吳組緗是人，這沒有新東西，雖然正確；說吳組緗是司機，可能是錯的，但能引起討論，最後才得出吳組緗是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的結論。可嘆我們許多論文都是先生批評的“吳組緗是人”模式的。我至今後悔，當年樂黛雲先生加入輔導我們的教師隊伍之後，她曾經問我們誰願意研究吳先生小說。可我怕挨他，不敢報名。直到一次聽他講小說史，階梯教室裡滿坑滿谷，盛況空前，系裡資深職員深恐校內學生搶不著座位，出來要求限制旁聽，吳先生毫不客氣地加以阻止道：“在北大，從來沒有拒絕旁聽生的歷史，我們今天也不能！這是北大的校風，北大的傳統！”我後來在散文《一株遒勁獨立的老樹》中回憶了當年的情景，說：我心裡一熱，頓時覺得吳先生的“鐵面”在眼前融化了。以至這些年下來，先生講的小說史課已經淡忘，惟獨這幾句話隨著時間的流逝反越加鮮明。我自認是那天，才走入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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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福輝：融入我的大學（3）
其他引領我們認識北大的老先生，還有如林庚。林先生講課最有風采，觀點深刻，吟誦動情，連板書的書法都堪稱達到化境。林先生的住所就在我們29樓之北，每日去圖書館穿行燕南園，林宅是必經之地。有時我們路過，忽聽得一聲高亢、蒼涼之音破窗而出，我們凝神佇立，不敢有任何侵擾，同學間互相遞著眼色：這是先生在唱歌哩。非中文系而引人注目的老教授是朱光潛。朱先生天天在燕南園附近路上跑步。他人瘦且小，跑動時一條腿拖在後面，頗費力。這樣一個跑步的老人我們早就見到，卻不以為意，他太普通太樸素了。直到樂黛雲先生指點我們，才知道就是《西方美學史》的作者、哲學系的朱先生。我還有更意想不到的遭遇。因校內淋浴太過擁擠，一個噴頭下面恨不得有五六個頭在等待，我有時就跑到海淀鎮的澡堂去。這樣，一次我就以最童貞的方式遇見了朱先生。先生其時已是耄耋之年，並沒有家人陪同，他就這樣毫無聲息地來到公共浴池。他自然不認識我。我就這樣無聲息地享受著與先生共泡一池春水的幸福。後來我聽說他的海外學生因朱先生八十高齡還擠公交車去參加政協會而憤憤不平。每次我都想，他們還沒有見過先生在滑滑的浴池裡是如何清潔自己的呢。拋開應不應該如此不論，我由此悟到金子是不必像玻璃那樣發光的道理。我親眼看到了越是大學者越是樸素無華的一道風景。
我的進入北大，純是“高攀”。同學都具名校本科學歷，兩個北大，兩個人大（有一個是北大新聞系進，人大新聞系出的），一個華東師大，只有我壓根沒有讀過正規大學。那年中文系收了兩個特殊生，古代文學有個工學院畢業的，現代文學就是我。年齡我又較長。宿舍202室四個人，兩個1939年生屬兔，兩個1945 年生屬雞，大家自我解嘲說是“雞兔同籠”。後來有人將這一屆中文系的三十多名研究生按組歸類，起了綽號，我入的組居然號稱“四大長者”。導師叫別的學生（後加了個海外生）皆直呼其名，如趙園，如溫儒敏，只有兩人享受特別待遇叫老錢，叫老吳。我最初不適應北大，因為我的性格，因為我長年接受“馴服工具”的教育太深。第一次被導師安排寫紀念“五四運動”60週年的論文，寫出的東西王先生只給了一句話“你就是把《小說月報》讀得細了一點”。我知道，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