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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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原打算藉助西南軍閥的武力，來進行革命鬥爭，保衛民主政治，然而，這些軍閥多是一些具有強烈地方性的封建軍事集團，他們從來不尊重民意，不遵守法律，心目中並沒有“約法”和國會，他們只是為了保住各自的地盤，才打起“護法”的旗幟，企圖利用孫中山做幌子，藉以增大其“自主”的聲勢，便於向北京政府討價還價，達到割據一方的目的。他們一開始就離心離德，多方相互掣肘。孫中山名為軍政府大元帥，實際上軍政大權操於桂系之手，軍政府有“政府”而無“軍”，既無地盤，又無實力，活動範圍非常有限，孫中山的政治、軍事、經濟主張都無法實現，命令不能出府門，最高領導機關實際上成了一個空架子。
1918年春，身為軍政府元帥的陸榮廷、唐繼堯等西南軍閥為和北京政府實行妥協，暗中加緊推翻孫中山和軍政府的活動。4月10日，在桂系軍僚陸榮廷和在政治上擁護北洋軍閥統治的政團之一政學系政客的收買、操縱下，國會非常會議第17次會議透過了改組軍政府的《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決定取消大元帥一長制，改為總裁會議制，選舉唐紹儀、唐繼堯、孫中山、伍廷芳、陸榮廷、岑春煊7人為總裁，並以政學系頭子岑春煊為主席，進一步剝奪了孫中山的職權，使他無法立足。孫中山憤恨桂系軍閥的跋扈，而本身又無力反擊，於是被迫於5月4日向國會非常會議提出辭去大元帥職務的呈文。5月21日，他懷著“時變亟矣”、“國將不國”的沉重心情，黯然離開了廣州再到上海。孫中山的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了！
孫中山回到上海後，先住在環龍路（今南昌路）63號，兩個多月後遷到由華僑集資購贈他的莫利愛路29號（今香山路7號）住宅。這時，孫中山同北方軍閥決裂了，同南方軍閥也分道了，他目睹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壞，大大小小的軍閥混戰不已，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他看到黃浦江面上橫行無阻的是帝國主義各國的軍艦和輪船；馬路上耀武揚威的是帝國主義各國的軍隊和警察；矗立著的許多高樓大廈都是帝國主義各國或軍閥們的商行；外灘公園（今黃浦公園）門口豎立著的是一塊“中國人、狗和腳踏車不準入內”的帝國主義汙辱中國人民的牌子……面對著此情此景，孫中山憂心如焚，心裡實在有說不出的痛苦。他一生追求的是救國真理，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要使國家富強，要使人民大眾幸福，但是該怎樣實現這個理想，如今應該怎麼辦呢？應該依靠什麼人？走什麼樣的道路呢？他一時無從回答，他感到苦悶，孤獨，“孑然無助”，一籌莫展，意志消沉，對“外方紛紜，殊不過問”，完全陷入了苦悶和絕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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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芙樂爾號的炮聲（1）
在中國護法戰爭期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已從歐洲蔓延到亞洲、非洲和美洲，先後共有33個國家分別加入兩大軍事集團。這場大戰，死傷3000餘萬人，全球經濟損失達3000多億美元，給參戰國人民造成了沉重災難。
屬協約國軍事集團的俄國，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是最薄弱的一環，它仍保留著落後的封建農奴制度，工業化的程度遠遠不如英、法、美、德等國。早在1905年1月即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的前幾個月，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領導下，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爆發了，雖然沒有推翻俄國沙皇，但產生了具有國會性質的資產階級的“杜馬”。當時屬第二國際領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因在對待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社會主義革命等諸多問題上觀點不同形成了孟什維克（多數派）與列寧領導的布林什維克（少數派）。
到了1917年，戰爭已使俄國疲憊不堪，俄國一步步地走向災難的深淵，物價飛漲，糧食供應日趨緊張，沙皇宮廷內部動盪不安，社會躁動，人心思變。俄國首都彼得堡“首都社會安全和秩序保衛局”在1月19日的一份報告中說：“已經不正常的政治狀況在日益變得更為的不正常和緊張，整個社會都在渴求擺脫這種狀態的出路。”
2月18日，一場連續幾天的暴風雪導致了俄國尼古拉鐵路執行的中斷，彼得堡的糧食供應斷絕。工人罷工、街頭抗議在迅猛發展。在瞬息萬變的局勢中，彼得堡最大的企業——普梯洛夫工廠的約三萬名工人在布林什維克的鼓動下###，並宣佈總罷工。19日，俄國國家杜馬主席羅將柯親自去彼得堡郊區的沙皇村向尼古拉二世報告局勢，並警告說，如果沙皇解散杜馬，革命必將爆發，那時“革命將推翻你，你也將不再能稱王稱帝”。尼古拉二世卻傲慢地回答說：“那就求上帝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