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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毛澤東認為太平天國的革命實踐沒有與當時的中國實際相結合，正是因此最後遭到失敗。這似乎也可以說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國革命要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青年時的毛澤東是個敢於實踐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他曾參加長沙的起義新軍，當兵沒多久，就考入不要學費的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讀書期間，毛澤東常和同學們攀登嶽麓山或到橘子洲頭遊覽、暢遊湘江，一起研究學問，討論國家大事。
一大代表險被一網打盡（4）
北宋初年建立的長沙嶽麓書院是當時全國最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經常有著名學者在此講學，南宋時，大理學家朱熹和張載都曾在這裡講過學，弟子達千人。嶽麓書院對湖南影響深遠，學術界雖然經過心學、實學的幾度變遷，又有清代訓詁考據之學興起，但對湖南影響甚微，程朱理學一直在這裡佔據著統治地位。湖南文士多習理學，習漢學者很少，但無論習理學或漢學，都注重研究有用之學和社會實際問題，而終形成近代頗有影響的湘湖學派。民風強悍加上經世致用之學又造就了湖南有知識者對於政治和軍事的關心和熱衷。也許這就是在近代中國湖南多出政治家和軍事將領的緣由吧。
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習期間，對他影響最大並被他奉為楷模的是服膺曾國藩的湘湖學派的傳人，修身課教員楊昌濟。
毛澤東是楊昌濟的得意門生。
楊昌濟在1915年4月5日《達化齋日記》中提到毛澤東，以為他出身農家“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文中的曾滌生、梁任公指的是曾國藩、梁啟超。由此可看出楊昌濟當時是多麼看重毛澤東，要把他培養成曾、梁似的人物。
楊昌濟慧眼識英才，後來楊成為毛澤東的岳父。
毛澤東很重視楊昌濟的意見，他不只是讀了不少曾國藩的書，興趣和見解也受其影響。
楊昌濟是一位學貫古今，融通中外的學者，更是一位愛國心切、道德高尚、思想進步、誨人不倦的教育家。當年以毛澤東、蔡和森為代表的一批好學深思，力求上進的第一師範學生聚集在楊昌濟的周圍，繼承發揚著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傳統。毛澤東更是於1917年組建新民學會並開辦了中國當時第一所革命的工人夜校，成為“五四運動”時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組織準備。在新民學會成立時，毛澤東特別講明這個學會的創立同楊昌濟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楊昌濟與李大釗是好朋友，與陳獨秀時有往來，楊昌濟曾北上去北大教書，經他引薦，毛澤東認識了李大釗，經李大釗推薦，毛澤東曾任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與同年出生的張申府共事很久，在北大紅樓他讀了很多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他從當時流行於中國的許多主義中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並願為之奮鬥終生。1919年毛澤東在長沙主編與北京《每週評論》遙相呼應的《湘江評論》，1920年又與北京遙相呼應，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俄羅斯學會”，1920年他還與他的老同學何叔衡等建立湖南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與何叔衡一道作為中共“一大”代表參與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成為中共創始人之一。
共產國際駐中國正式代表馬林雖然沒去嘉興參加中共一大最後一次會議，但中共早期領導人都對他表示讚賞和欽佩。李達說他“為人機警，富有地下工作經驗”，包惠僧說他“對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有精深的素養”，“聲如洪鐘，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羅章龍說他“年富力強，兼通英、德、法等國語文，器識宏通，對中國革命問題從世界形勢盱衡全域性，故觀察與議論有非尋常構虛之見可以比擬”；張國燾說他“體格強健，一眼望去有點像個普魯士軍人，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的雄辯家的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那股堅持自己主張的倔強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鬥”，他“同情東方被壓迫民族，一次在上海路遇一個外國人欺侮中國苦力，他竟挺身而出與那個外國人大打出手”；毛澤東說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中共正式成立後，在廣州當廣東省教育廳長的陳獨秀謝絕了陳炯明的挽留，稱病請假回上海就任中共總書記。他和馬林兩個均為個性極強之人，關係不甚融洽。後來陳獨秀被法國巡捕房逮捕，全仗馬林打通各個關節，花了很多錢，請來著名的巴和律師辯護，最後僅以《新青年》雜誌有過激言論判罰五千元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