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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32人。從城郊趕來支援的農民也有數十人被殺。整個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趙爾豐的瘋狂鎮壓下,人民非但沒有屈服,鬥爭反而擴大了。不久,整個四川都沸騰起來了,各縣人民紛紛舉行武裝暴動,形成了波瀾壯闊的全省規模的起義,猛烈衝擊清朝政府在四川的統治。同時,國內各地群眾對抗清朝政府的鬥爭也不斷高漲,1910年到1911年間,人民發起的抗捐稅鬥爭和其他鬥爭就有200多起,鬥爭的規模越來越大,範圍越來越廣,中國人民和清朝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山雨欲來風滿樓”,革命有一觸即發之勢。
孫中山在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得知他的得力助手黃興、朱執信等人已從廣州安全脫險,高興地向身邊的同志們說:“天下事尚可為也”,認為只要人在,革命還是有希望的;並立即向旅美革命黨人明確指出,必須儘快行動,準備再發動一次大規模的起義。他敏銳地覺察到,全國革命高潮即將到來,他滿懷信心的預言:“吾黨無論在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則各省望風歸向矣。”
果如孫中山所料,1911年5月以後,在川漢、粵漢鐵路沿線的保路風潮不斷擴大的形勢下,兩湖的革命黨人就積極準備武裝起義。當時湖北有兩個較大的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它們的主要領導人幾乎全是同盟會會員,都積極的在清政府新軍中秘密地宣傳革命道理和進行組織活動,新軍受革命宣傳的影響很大,不少人傾向革命,在一萬六千多人的湖北新軍中,約有三分之一計程車兵和下級軍官加入了這兩個革命組織。8月下旬,在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推動下,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武昌舉行聯合會議,進一步籌劃武裝起義,併成立了領導起義的統一機構——軍事總指揮部,推選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為參謀長,劉復基、彭楚藩為軍事籌備員。會後又在漢口設立了政治籌備處,負責草擬起義文告、制定旗幟和籌備將來建立革命軍政府的工作。原議定於10月6日(農曆中秋節)起義,後因準備不足,起義軍被迫推遲起義日期。10月9日上午,因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裡配製炸藥失慎發生爆炸,清政府得訊即在武漢三鎮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劉復基、彭楚藩、楊洪勝等33人被捕,蔣翊武在混亂中逃離武漢,孫武受傷住進了醫院,其他領導骨幹或隱蔽或逃亡,起義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當晚,湖廣(相當於湖南、湖北兩省)總督瑞徵召開審訊法庭審判革命黨人,劉、彭、楊三人慷慨陳詞,堅貞不屈,怒斥清政府倒行逆施,禍國殃民。他們高呼“民國萬歲!”“孫中山和未死同志萬歲!”的口號,壯烈就義,表現了革命黨人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2)
兇狠的清湖廣總督瑞徵在殺害彭、劉、楊三烈士後,又下令封鎖新軍各標(一標相當於後來新軍制的一個團)、各營、各隊(一隊相當於後來新軍制的一個連),禁絕往來,全城戒嚴,四處捕人。清政府的鎮壓和恐怖手段,更激起新軍中一批接受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響計程車兵和下級軍官的強烈反抗。10月10日晚7時許,武昌城內黃土坡新軍第八鎮(鎮相當於後來新軍制的師)工程士兵熊秉坤、金兆龍等準備起義,被排長髮現,排長厲聲喝問:“哼!你們要造反嗎?”金兆龍毫不畏懼,大聲回道:“老子造反就造反!”回答得十分乾脆。那個排長命令其他士兵去捆綁金兆龍,金一躍而起大喊一聲:“同志們,反吧!”革命士兵聞聲一擁而上,開槍把這個反動排長打死,接著又打死了前來鎮壓他們的連長和營長。隨後,他們鳴笛集合了40多人,把清政府發的肩章撕掉,臂纏白布,在熊秉坤、金兆龍的率領下衝出營房,迅速攻佔了設在楚望臺的清軍軍械庫,奪取了槍支彈藥。這時,武昌城內步、炮、輜重各營兵士和革命黨人聽見槍聲,紛紛響應,殺向楚望臺。11時左右,各路起義士兵3000來人聯合起來,分兵三路猛攻清朝湖廣總督督署。他們還組織了40多人的敢死隊,直衝督署東轅門,像刀尖一樣猛插進敵人的心臟。起義的炮隊在蛇山連續發炮,配合士兵進攻。剎時,督署前槍炮聲和喊殺聲震天動地。瑞徵和新軍統制張彪等清朝官員見勢不妙,倉皇逃到長江邊登上“楚泰”號兵艦潛逃而去。經過一夜的激烈戰鬥,武昌的清政府勢力已基本被消滅,起義隊伍於清晨勝利地攻克了湖廣總督衙門,正午時佔據了武昌全城。第二天(10月11日)又佔領了漢陽,並宣告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成立。再過一天,10月12日,起義軍又攻佔漢口,武漢三鎮連成一片。革命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