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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發生作用。”
我很同意胡先生對那次論辯的看法。將來我的書重版時如有修改的機會,一定要把胡先生所指出的兩點,在文字上作必要的修正。
胡秋原(4)
紐約 1968年11月20日
這個“更正”雖然寫得很勉強,多少有點出於無奈,但有了它,胡秋原與夏志清的交涉即告終結。可夏志清最後一封信仍怪胡秋原“多事”。而胡秋原卻一再認為夏書已使自己受到傷害。為此,胡秋原在發表了夏志清的更正啟事後,又寫信給泰戈爾之孫以及美國戈德曼、日本竹內實,要他們對他參加過左聯一事更正。胡秋原一再宣告:對瞿秋白的批評,他並未“沉默”,而瞿秋白批評他的偏激錯誤,是有左聯之決議和何丹仁根據左聯決議寫的《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為證的。何丹仁自承錯誤說:“我們不能否認我們左翼的批評家往往犯著機械論的(理論上)和左傾宗派主義的(策略上)錯誤。我們要糾正易嘉和起應在這次論文中所表現的錯誤,我們尤其要反對那乾脆不過的舒月先生的那種理論和態度。”這裡講的易嘉、起應,分別指瞿秋白、周揚,何丹仁則為馮雪峰筆名。
左聯在論戰時也曾派人找過胡秋原,說《文學月報》上的“批判胡秋原專號”不代表“組織”意見,並說當時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張聞天確曾下令停止攻擊胡秋原。為讓國內外學者更好地看到原始資料,胡秋原請臺灣著名新文學史家劉心皇將其所藏《1932年文藝自由論辯集》增訂出版。但這事並不因此了結。鑑於胡秋原的文章常有*主義詞句,用魯迅的話來說是“掛著‘左翼’的招牌”,且論戰期間左聯曾邀他參加《現代》雜誌有關蘇汶文章引起論爭的“總結”,並轉送過魯迅被他一度奉為偶像的普列漢諾夫照片,故胡秋原與左聯關係親密的嫌疑仍無法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