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度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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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延續了30年代對胡秋原的抨擊，說魯迅的雜文揭露了“‘在*主義裡發現了文藝自由論’的託匪胡秋原”。

筆者於1995年首次訪臺時，曾專門到胡秋原府上向他請教他是否參加過“託派”問題。他說：“魯迅的原話‘發現了文藝自由論’是指我……魯迅並沒有說過我參加託派。所謂託派，其正式名稱為‘共產黨反對派’。即是說，‘託派’本身是共產黨員。我由於未參加過共產黨，所以無從做託派，也不曾單獨加入托派。當然，我認識許多託派的人，但並無組織上的聯絡。思想上也從未受過託派的影響。”

當時瞿秋白、馮雪峰以批評胡秋原所說的徵引*主義詞句宣揚*主義應與“自由”掛鉤，這比國民黨御用文人批判*主義更具迷惑性，因而給胡秋原戴上“社會*黨”的帽子。胡秋原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說，如果認為他的思想近乎*社會主義，那可以承認，但他根本沒有參加過“社會*黨”，當時也不存在這個組織。如果有，也只在法國才存在。事實上是，胡秋原第一次加入國民黨為1924年，次年加入CY（共產主義青年團），後來因不願做政黨的工具而脫離了這兩個組織。另據王禮錫在30年代出版的《讀書》雜誌第2卷第4期發表的《淞滬抗戰日記》稱，1932年2月7日上海文化界抗日後援會成立時，透過了一篇由胡秋原起草的《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並選出該會十五位執行委員：“左聯方面當選的，有丁玲等；託派方面當選的，有嚴靈峰、高爾罕等；無組織的最多，亞南、秋原、龔彬、望道、存統、仲雲、嗣炳、公振、馥泉和我當選。”從這一記載可看出，胡秋原並非“託派”亦非“社會*黨”代表，而屬無黨派人士。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胡秋原（2）

左聯與蘇汶、胡秋原的論爭是一樁公案。大陸長期以來評價不公允，沒有充分肯定胡秋原反對文藝為政治服務（即當“留聲機”）的正確意見，因而胡秋原看到1955年反胡風時大陸報刊宣傳瞿秋白和胡秋原論戰成績卓著，便在《自由報》寫了《在唐三藏與浮士德之間》，談及自己的生平及與左派周旋的經過，也講到那次論戰的具體情況。此文曹聚仁讀後，在香港1956年3月30日《真報》上寫了《談胡秋原》一文，稱讚胡秋原在當年大論戰中說的“於今真見為人敵，君是常山趙子龍”，“倒不是胡氏的自誇之辭”。曹聚仁也是自由主義者，所以他對“自由人”胡秋原的行為備加讚賞，是情理之中的事。此外，胡秋原還在1969年1月出版的《中華雜誌》上發表長文《關於1932年文藝自由論辯》，對王瑤、劉綬松、丁易等人的新文學史中不符合事實部分加以澄清。他認為他那篇對瞿秋白、周起應（周揚）、舒月等人的攻擊一一作答的《浪費的論爭》發表後，刊有該篇文章的《現代》雜誌“立即賣完，不僅非左翼叫好，即左翼之外圍，如柳亞子、林庚白對我稱讚，身在左聯而內心極為不滿的郁達夫對我表示同情，其他較年青的左翼分子對我表示好感者也有幾個人，且說暗中稱快者不知多少”。但大陸現在出版的某些著作仍有意忽略左聯內外有人稱讚胡氏文章的事實，仍武斷認為胡氏是託派。如武漢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就有這樣的敘述。但這種敘述只是“扣帽子”，而未提出胡氏何時何地由何人介紹加入托派的證據，因而不可信。

胡秋原對自己的論敵從不記仇。據秋石一篇文章中轉述：1933年，應馮雪峰的請求，胡秋原親自作擔保，將正在遭國民黨特務追捕的*領導人之一瞿秋白掩護在自己掌控的神州國光社住了下來。1942年，另一論敵——*派往魯迅身邊的“黨代表”馮雪峰被國民黨關押在上饒集中營，董必武要胡秋原幫忙，他毫不猶豫加入了營救馮雪峰的行列。

未參加左聯從何“退出”左聯？

由於胡秋原在30年代揭“自由主義的*主義”旗幟，所以多年來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攻：左翼認為他是國民黨的幫兇，而右翼文人卻認為他原本是“左聯戰士”，只不過後來發生分歧而退出罷了。如美籍華人夏志清於1961年出的耶魯英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便說胡秋原退出左聯後批評左聯，所以才受到左聯的“痛擊”。胡秋原讀了後覺得此事影響重大，非得澄清不可。1968年他在紐約旅途中給夏志清寫了一封很直率的信，大意是：

關於你書中的其他錯誤，我不必批評。但涉及我的兩處，有須說明者：一、我不曾加入左聯，自無從退出；二、不是我受左聯痛擊，而是左聯受到我的痛擊。

我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