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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的信，都在那刊物上發表了，加上一個總題目《關於當前文化動態的討論》，這一下可激怒了……在各報尾及刊物裡把我罵得狗血淋頭，並用一整本期刊文字的分量攻擊胡先生，直鬧到抗戰爆發前才罷……”
蘇雪林宣揚自己的“反魯”業績時，還將自己最得意而被胡適批評為“舊文學的惡腔調”3 的句子重刊於世：“（魯迅）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魯迅生平主張打落水狗……現在魯迅死了，我來罵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
在胡適告別文壇後，悼胡的文章在臺灣可謂是汗牛充棟，但像蘇雪林這樣將悼念與回憶文壇往事聯絡起來，畢竟很少，因而顯得特別引人矚目。因在劉心皇主編的“救國團”刊物《幼獅文藝》上發表《錦上添花》4，批評文藝機構慶祝蘇雪林及另幾位三十年創作紀念而受到蘇雪林辱罵的寒爵5，便很快寫了《替蘇雪林算一筆舊賬》6進行反駁。全文共八部分： 。。
蘇雪林（2）
一、她真正一貫“反魯”嗎
二、《國聞週報》上有她的底牌
三、且看她當年“擁魯”的文獻
四、且看幾段肉麻文字
五、由擁魯到“擁胡”的心理分析
六、如果魯迅有信給她就好了
七、“最狡獪的狐狸”
八、對蘇先生的建議
蘇雪林是五四時期崛起的作家。她從事文學創作和參加文學活動時，難免和各派文人接觸。她在1949年後離開大陸，一個重要原因是不認同“新中國”，逃避共產黨對她“反魯”歷史的審查。想不到她於1952年從法國來到臺灣後，又要接受另一種形式的“審查”：由《反攻》雜誌的主編寒爵向其反攻，清算她“擁魯”的歷史老賬。因而她也只得反“反攻”，寫了《為〈國聞週報〉舊賬敬答寒爵先生》7，認為寒爵是以“軟刀冷箭”對付她，屬“誣告”，是想“拜魯迅做徒孫”。寒爵讀後不勝憤怒，寫了更長的《蘇雪林先生可以休矣》8進行澄清。聲援寒爵的還有連赫侯、鳳兮、林祈登等人。9其中最有實力的是文學史家劉心皇。
和寒爵一樣，劉心皇也是大陸遷臺作家。還在1939年，劉心皇就在河南洛陽由抗戰週刊社出版過《抗建文學論》。赴臺後以整理新文學史料著稱，其代表作是《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10。和蘇雪林論辯時，劉氏任當時號稱臺灣三大文藝團體之一的“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兼《幼獅文藝》主編。這個刊物因登過前面所述的寒爵文章被蘇雪林大罵，並無理要求《幼獅文藝》：“一是永不登寒爵的文章；二是撤換主編；三是登報道歉。”劉心皇看到蘇雪林如此狂妄和兇悍，便懷恨在心，伺機報復。機會終於來了，那就是蘇雪林“話往事”時漏洞百出，劉心皇便趕緊前來助寒爵一把，發表《從胡適之死說到抗戰前夕的文壇》11、《欺世“大師”——與蘇雪林“話”文壇“往事”》。12這兩篇文章寫得比寒爵更具“學術”性。
劉心皇認為，蘇雪林反對魯迅，“是感情用事的‘反魯’，謾罵式的‘反魯’，不是有理性的‘反魯’，沒有說‘平實話’，以至完全落了空，甚至還有反效果”。這就是說，劉心皇和蘇雪林同屬“反魯”營壘，所不同的是劉心皇認為“反魯”不應用世俗的方式，應講求學理，這樣才能像過去的新月派的“反魯”那樣有力量，才能像“民族文藝運動”的“反魯”那樣有效果，才能似“文藝自由論辯”時那樣取得社會力量的同情。其次，劉心皇認為蘇雪林除“反魯”方法不高明外，“反魯”的時間也落後——在魯迅死了後才反，在他生前不敢反，遠不如下列仍健在臺灣的“反魯”英雄：如新月派代表人物梁實秋，《文藝月刊》主編王平陵，《現代》主持人之一蘇汶（杜衡），“文藝自由論辯”的主將胡秋原。再次，劉心皇認為蘇雪林在“說謊”，她並非“一貫反魯”。證據之一是蘇雪林遠在1929年元旦在《真美善》月刊上發表過《煩悶的時候》（署名綠漪），自招“很愛引用”魯迅的文章，而且“這幾年來寫信給朋友”時，“也總是引用魯迅的話”。今查蘇雪林的文章，她引用魯迅的話並不涉及政治，所引的是“煩悶恰似大毒蛇纏住我的靈魂”一類的比喻，且用來說明蘇雪林自己煩悶的心情。劉心皇挖空心思用此材料證明蘇雪林政治上的“擁魯”由來已久，顯然論點與論據不符。因此他給對方扣上“欺世大師”的帽子，也夠嚇人的了。劉心皇丟擲的另一個重要證據是蘇雪林在魯迅“左傾後四年零八個月”即1934年發表了長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