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怔地望著他。
他說：“王敬羲，你回香港後準備一下，《純文學》要停辦了。”那時《純文學》雖然一直虧損，在臺港兩地已出版了超過五個年頭。他說：“《純文學》辦不下去了，林海音辦這個刊物，熬夜校對眼睛都快瞎了。學生書店（《純文學》的投資人）賠了幾百萬臺幣還不算，政府在拉人坐牢啊！”他又左右張望了一下，繼續說：“李荊蓀給拉進去啦，你在外邊想必已經知道了，早幾天主筆團還在一起吃飯，第二天就把人拉進去啦。說拉就拉，誰還敢辦刊物？……現時林海音手頭還有一批稿，再出多一期臺北這邊就決定停刊了。香港那邊，你自己斟情處理吧。”說完他站起身，說句“我先走了”，轉眼就不見了人。14
臺灣版《純文學》停止運作後，香港版《純文學》則由月刊改為雙月刊，出至六十七期終止。跨越三十三年後，即1998年5月，港版《純文學》在香港特區政府藝術發展局的資助下，由王敬羲主持重新復刊，到2000年12月共出了三十二期。這種“純文學”香火不斷的現象，也算是對“問君此去幾時來，來時莫徘徊”的林海音的一個慰藉吧。
余光中（1）
“自首”事件的來龍去脈
《狼來了》：一篇壞文章
余光中在臺灣文壇引起人反感，始於“唐文標事件”。70年代初，臺灣詩壇開始對紀弦所倡導的“橫的移植”1詩風進行反省和清算，唐文標為此寫了三篇抨擊現代詩的爆炸性文章2。余光中參加這場論戰批評對方時，言過其實地把論敵看做是“仇視文化，畏懼自由，*知識分子的一切獨夫和暴君”的同類，給唐文標扣上“左傾文藝觀”3的紅帽子。
1977年至1978年，臺灣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這表面上是一場有關文學問題的論爭，其實它是由文學擴及政治、經濟、思想各種層面的反主流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對決，是現代詩論戰的延續。它是臺灣當代文學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場論戰。
這場論戰由《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發表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4揭開序幕。這篇由短論拼成的文章，矛頭直指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家和理論家王拓、陳映真、尉天驄。作者用老謀深算的眼光和犀利的文筆，尤其是大量引用蔣經國語錄和三*義資料，硬是要迫出這三位鄉土作家的“左派”原形。第二篇攻擊鄉土文學的文章是余光中寫的。本來，這次論戰的參加者多為小說家，很少詩人上陣，再加上余光中長期在香港教書，可他按捺不住要參加這場論爭，這就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他在《狼來了》5一文的開頭，以“公開告密”的方式煽動說：
“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文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臺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文章雖然沒有出現“鄉土文學”的字眼，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裡講的“工農兵文藝”，是在影射臺灣的鄉土文學。這篇只有兩千多字的文章中卻抄引了近三百字的毛澤東語錄，以論證臺灣的“工農兵文藝”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用心”，以證明鄉土文學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隔海唱和，並說：“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公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言外之意是它有特別的政治企圖，暗示鄉土文學是共產黨在臺灣搞起來的。緊接著，余光中批評大陸的同時，埋怨臺灣的文藝政策過於寬鬆，對明顯左傾的鄉土作家過於寬容：
*的“憲法”不是載明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然則那些喜歡開放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義文學”、“商公教文學”或是“存在主義文學”呢？北京未聞有“三*義文學”，臺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臺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工農兵文藝”還會在臺北得獎呢。
為了和“工農兵文藝”唱反調，余光中故意生造出一個拗口的“商公教文學”名詞。他反對普羅文學的同時念念不忘“三*義文學”，可見這位非官方人士的政治立場。
余光中認為島內的“工農兵文藝”產生於臺灣退出聯合國等一系列事件之後，這決不是巧合。鄉土作家趁臺灣“外交”受挫折之際，“興致勃勃地來提倡‘工農兵文藝’這樣的作風，不能令人無疑”：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卻忘了這幾年來，他們拋給“國內”廣大作者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