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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一一五磅。從那時候起，我從同梯人中被隔離開來。他們送我去看精神科醫師，他身材矮胖、手指又肥又短，我記得當時我覺得他不像醫生反而比較像摔角手。我對他沒有說不說謊的問題，我已經準備好要當個聖徒，根本不想做出日後懊悔的事。醫生在我們談話時嘆了一兩次氣，除此之外，他對我的回答或樣子倒是滿鎮定的。我想他是這類面談的老手，能讓他心煩的狀況沒多少吧。至於我，對他問題的含糊不清倒是相當驚訝。他問我有沒有服藥，我說沒有的時候，他揚揚眉頭再問一遍，但第二次仍給他相同的答案後，他也沒追問。隨後是標準問題：腸胃蠕動情形如何？有沒有夢遺？常常想到自殺嗎？我儘量簡明扼要地回答，不假修飾或評論。我說話時，他在一張紙上核對勾選，沒抬頭看我。用這樣的方式談論這麼私人的問題，讓我覺得有種莫名的安慰。然而，在看到頁末時，他又抬眼看我，盯著我看了整整四、五秒。
“孩子，你的樣子真得很糟。”他最後開口說道。
“我知道。”我說：“我狀況一直不是很好。不過我覺得現在好多了。”
“你想談談這件事嗎？”
“如果你要的話。”
“你可以從你自己的體重開始。”
“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幾個禮拜前得了那種腸胃性的感冒，一直沒辦法吃東西。”
“你掉了幾磅？”
“不知道。四五十吧，我想。”
“兩個禮拜內？”
“不，大概是兩年。不過大部分是在這個夏天才掉的。”
“為什麼呢？”
“錢哪，這是個原因。我的錢不夠買吃的。”
“你沒有工作？”
“沒有。”
“有沒有去找？”
“沒有。”
“這你得解釋一下理由，孩子。”
“這事很複雜。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瞭解。”
“這讓我來判斷。只要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不必擔心別人聽了會怎樣。我們不趕時間。”
由於某種因素，我有股難以壓抑的衝動，想把自己的故事全部說給眼前這個陌生人聽。這麼做其實很不恰當，但還來不及阻止自己，話已脫口而出。我覺得自己的嘴巴在動，但同時又像在聽別人說話。我聽見自己喋喋不休地談論我媽、維克托舅舅、中央公園跟吳凱蒂。醫生禮貌性地點頭，可是顯然不懂我在講什麼。我接著解釋這兩年來的生活情況時，看得出來他變得很不自在。這讓我很沮喪，他表現得愈不懂，我就愈想跟他講清楚。我覺得自己的人性尊嚴岌岌可危。他是軍醫也沒關係，他也是人啊，沒什麼比跟他好好溝通更重要的。“我們的生命取決於多重偶發事件，”我試著以最簡潔的方式說：“每一天我們都要跟這些衝擊和意外抗爭來保持平衡。兩年前，為了個人和哲學上的理由，我決定不再抗爭。那並不是因為我想毀了自己──你千萬別這麼想──而是我以為將自我放逐於這世界的混亂裡，這世界就會向我表露某種秘密的和諧，某種能幫助我參透自我的形態或方式。重點在於要接受事情的原貌，要隨著天地萬物的潮流漂浮。我意思不是說自己做得很好，其實我是一敗塗地。不過失敗並未損害這個企圖的誠意。就算我離死不遠，我還是相信自己是比較適當的人選。”
月宮 3（4）
這番補充說明很爛。我的語言愈來愈別腳抽象，最後我發現醫生已經沒在聽了。他盯著我頭上某個無形的點在看，眼睛蒙上一片困惑和同情。我不知道自己的獨白表演了多久，但已經久到讓他判定我是個無可救藥的案例──一個貨真價實無可救藥的案例，不是那種他接受訓練來拆穿的裝瘋賣傻的人。“這樣就行了，孩子。”他最後打斷我的話說道：“我想大致上我已經瞭解。”接下來的一兩分鐘，他潦草地在公務用信紙上寫下意見，我則靜靜地坐在椅子上發抖流汗。他把紙條折半，然後手橫過桌面交給我。他說：“把這交給大廳的指揮官。出去的時候，叫下一個進來。”
我記得自己按捺住偷看的誘惑，拿著紙條走到大廳。很難不去感受到被監視的感覺，大樓裡頭一定有人知道我在想什麼。指揮官是個大塊頭，軍服筆挺齊整，胸前獎章勳章飾帶掛成一排拼圖。他從桌上一堆檔案中抬起頭，若無其事地揮手要我進去。我把精神科醫師的紙條交給他。他一瞥到紙條，就咧出一個大大的笑容。他說：“謝天謝地。你可省了我好幾天的工作。”沒有其他解釋，他開始撕起桌上的檔案，一把丟進垃圾桶裡。他似乎滿意極了。“真高
